1樓：三國之長空
蘇軾一生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融會貫通儒釋道三家思想，建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和人生境界。他先從儒家入手，後感興趣於道家，最後以佛家思想超越貫通，終於得以博辯無礙、浩然無涯。從某種意義上講，蘇軾思想體系的形成發展，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發展的一個縮影。
蘇軾學識淵博，思想通達，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圍中如魚得水。蘇轍記述蘇軾的讀書過程是：「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
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 ……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蘇軾不僅對儒、道、釋三種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認為它們本來就是相通的。他曾說「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對孔學的態度是「陽擠而陰助之」（《莊子祠堂記》）。
他又認為「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南華長老題名記》）。這種以儒學體系為根本而浸染釋、道的思想是蘇軾人生觀的哲學基礎。 中國文化對佛家的吸收，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道諸家，其思想是從「仁」、「道」等極具形而上意味的概念發源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在於：從內心自性體悟形而上的道。
近代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曾反覆強調：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於「發明自心之義理」，並說：「須知教相多門，各有分齊，語其宗極，唯是一心。
從上聖賢，唯有指歸自己一路是真血脈。」（馬一浮《爾雅臺答問》卷一《答張君》）在這一根本觀點上，熊十力、梁漱溟等大家與他也是一致的（蔡惠明《馬一浮居士的佛教因緣》，《法音》雜誌2023年第1期）。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對形而上本體的是有特別追求的，同樣，中國古典藝術對形上境界的也有著特別的興趣。
與儒、道諸家相比，佛家對形而上本體的闡發和認識更為精深細密。佛法的「實相論」是對形而上本體的描述，而「解脫論」則是認識體悟形而上本體的方法。對於對形而上本體有著特別追求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說，佛家思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李澤厚先生在《華夏美學》中講：「佛學禪宗的化出的確加強了中國文化的形上性格。」在二者互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文化著重吸收了佛家有關形而上本體的精髓，佛家思想則廣泛地影響了中國文化體系中的一切，包括中國古典藝術。
藝術的終極追求是表現形上本體的意境，而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的獨特範疇，就如宗白華先生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中指出的：意境是「中國文化史上最中心也最具世界貢獻的一方面」。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的代表，中國古典文學特別善於「澄懷觀道」，在超脫的襟懷裡體味最高心靈和宇宙境界，表達出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淵深靈境。
文學以意境表達美，而美則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物件化」。佛家要求人「明心見性」，其領悟的自性本體，正是最深層次「人的本質力量」。佛學力求發掘「人的本質力量」，文學則力求表達「人的本質力量」，兩者手段和目的都是一致的。
正是這種一致性，使佛家思想全面地影響了文學。作為一種精研形而上自性本體、追求「人的本質力量」的思想體系，佛家以其浩瀚的文獻向文學提供了新的素材；以其「解脫論」的諸多法門向文學提供了新的手法，更以其「實相論」影響了文學的主題和意境。佛家思想對中國古典文學的這種全方位影響，通過對蘇軾文學的分析，較好地得到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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