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和交子
隨著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後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2023年），達六百餘萬貫。
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稅的徵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兌換貨幣。
國家稅收中**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加，2023年（天禧五年）為883900多兩， 到2023年（宣和二年）為1860萬兩。**雖在流通，但不佔重要地位。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後，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聖元年（2023年）冬，**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即藉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立「交子務」，改交子為官辦，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定期發行，流通區域仍限於四川。
徽宗時，改交子為「錢引」，擴大流通區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於是成為人民的一大禍害。
紙幣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出現於北宋前期四川地區。北宋的紙幣有交子、錢引和小鈔三種。 交子產生於四川，流通地區也主要是四川。
四川當時使用鐵錢。鐵錢分量重、價值低。不便於流通和隨身攜帶，特別是給大宗**造成
巨大困難。當時一匹羅賣錢兩萬，據李攸《宋朝事實》記載，鐵錢兩萬重130斤，大宗**的困難可想而知。於是，紙幣交子應運而生，民間設立交子鋪。
後來，由16家富戶集資36萬緡，統一發行交子。大中祥符年間（1008—2023年），富商衰敗，交子不能兌現，改由**接辦。天聖元年（i02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朝廷設定交子務的命令傳達到成都府，次年開始發行官交子。
當時規定：每期交子的最高發行額為1256430緡；以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流通期限為三年，三年後另行換界。商民向官府以舊換新每貫需交30吻2紙墨費。
官交子最初幣面金額為一貫到十貫；寶元二年（2023年）改為五貫和十貫，五貫的交子佔兩成，十貫的交子佔八成；熙寧元年（2023年）又改為五百文和一貫兩種，五百文的交子佔四成，一貫的交子佔六成。交子總共發行了「四十三界」。
紙幣給**帶來方便。崇寧四年（2023年），四川以外的各路也印製紙幣，稱為「錢引」。錢引的樣式比交子要美觀。
錢引最初的發行額為25萬貫，到淳熙五年（2023年）增至5400萬貫，增加了一百七八十倍，引起通貨嚴重膨脹。大觀元年（2023年），四川的交子務也改為錢引務。
崇寧五年（2023年），北宋朝廷發行過一種流通地區很廣的紙幣，名曰「小鈔」。但是，小鈔使用時間甚短，大觀元年（2023年）就廢止了。
紙幣方便**，但是小鈔後來就了。崇寧元年（2023年），北宋徽宗任用蔡京為相。蔡京與宦官重貫相勾結，把持朝政。
當時，市場上小平錢不夠用，朝廷為節銅省工。就鑄造以一當十的大錢。結果，民間將小平錢銷鑄當十大錢，這樣小平錢更不夠用了。
崇寧五年二月，蔡京罷相。蔡京的政敵趙挺之為相。趙挺之罷行錢引，創制「小鈔」，以補救小平線的不足，並用小鈔收回當十大錢。
《文獻通考》卷九記載：「詔當十錢惟京師及陝西、兩河許行，諸路並罷，令民於諸縣鎮寨送納，給以小鈔，自一百至十貫止，如川鈔引法。」大觀元年正月，蔡京再度為相，廢止小鈔，恢復使用當十大錢。
小鈔從實行到廢止，不足一年。
原來，這與當時朝廷的黨派鬥爭有關係。
北宋發行過大量紙幣，包括交子、錢引一和小鈔，但到今天，真正的北宋紙幣一張也沒有留傳下來，其原因大概是紙質易爛。
商稅和專賣
由於商業發達，北宋**對商稅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定場、務等機構，專門徵稅。
宋朝商稅分為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稅，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稅之外，還有雜稅。
隨著商業的繁榮，商稅日益成為**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稅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
北宋**為了搜刮更多錢財，對鹽、茶、酒、礬等實行專賣，即由官府控制這些物品的生產並壟斷銷售。北宋專賣制度的實行，使得封建**大獲其利，但影響了私營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商業稅為主
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
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儘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儘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後），歲入約為3000-4000萬兩。
數量仍然遠遠小於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為宋朝人口的20-30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
宋朝的財政收入巨大，並沒有影響到人民的負擔。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小型王朝之一。
宋熙寧10年（1077）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佔70%（可以比較一下，明神宗（萬曆）以「礦稅」的名目，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悄悄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
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南宋紹興末年（1162），僅廣州，泉州，兩浙三個市舶司關稅收入即達200萬貫，宋朝僅對進口商品徵收7%-10%的關稅，也就是說每年僅從上面三個市舶司進口的納稅貨物即達2000-3000萬貫，這樣估計南宋人均進出口額當在1貫以上，甚至可能達到2貫或更多。
店鋪林立
宋代商業高度發達，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頭或雛形，如商業一條街、連鎖店、24小時營業店等。如潘樓南街（鷹鶻一條街，專門販賣稀有飛禽走獸的）、茶湯巷（茶坊一條街）、馬行北街（醫藥一條街）、和樂樓（馬市）等等。潘樓東街，服裝一條街，24小時營業，宋時稱之為「鬼市子」。
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從食、史家瓠羹店、萬家饅頭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鄭家油餅店、海州張家胡餅店、馬鐺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連鎖經營。
宋代商業稅首次超過農業稅。首都開封有商業行300餘個，行業眾多，分工細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買賣，譬如剝蓮子（錘石蓮），即是把剝好的蓮子賣給水果行和藥鋪。
這麼個小業務，也能成為一種行業，養活一群業內人士。其時，從事該行業的有數十家之多。
商業發達，佛門也不例外。相國寺原是戰國時魏無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時不僅是全國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國際佛教活動交流中心（《水滸傳》中魯智深落腳的地方）。相國寺除了搞講座培訓之外，也搞大型商業活動，向社會開放做展銷會使用。
每月五次，名曰「萬姓交易大會」。展銷區規劃非常明確，大三門上賣珍禽奇獸；第
二、三門皆傢俱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後資聖門前，這兩塊地方賣書畫文教用品，如趙文秀筆、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員也不閒著，尼姑兜售繡作、領抹、帽子等純手工製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鍊、護身符等。
**唐朝時期，對外交往的孔道主要是西北陸路。到兩宋，因戰爭關係，西北陸路交通時斷時續，於是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主要依賴東南海路交通。
宋朝首次開闢了「海上陶瓷之路」，宋代的「五大名瓷」譽滿全球。而其商船的噸位之大，數量之多，皆為世界之首。當時，大海船達300噸，而幾百年後的哥倫布航船才120噸。
採用指南針導航的300噸海船，穿過印度洋遠達阿拉伯與非洲東岸。進出口商品達300多種，成為當時最發達的海洋國家，不僅推動世界**，也把宋代的印刷、火藥、指南針這三大發明，傳入歐洲。
北宋時，海外**之盛，遠遠超過前代。宋**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及收購進口物資來滿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對海外**十分重視。早在971年（開寶四年），就設定市舶司於廣州。
以後，北宋**又陸續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橋鎮（山東膠縣境）、秀州的華亭縣（上海市松江一帶）設定市舶司或市舶務。
宋金並立，雙方**往來仍然頻繁。宋金**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邊地設立市場，稱為榷場。除榷場外，民間私下交易的數量極多。
在今吉林、內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發現南宋湖州製造的銅鏡。在內蒙古西部黑水城遺址中，也曾發現福州刻印的書籍。至於景德鎮和龍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國。
南宋的海外**也超過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歲達200萬貫，超過北宋治平年間歲入63萬貫的兩倍多。由於商業和對外**的發展，貨幣鑄造供不應求。
在對外**中，銅錢又大量外流。紙幣日益代替銅錢，成為主要的交換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區使用稱為川引外，還發行了會子。
南宋**發行紙幣，主要是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大量紙幣投入流通領域，造成幣值**，通貸膨脹。
南宋時，除密州歸入金朝版圖外，其他五處市舶機構仍繼續存在，又增設溫州、江陰軍兩處市舶務。
市舶機構
宋代的市舶機構類似近代的海關，但權力更大。
商船出海，必須向它申請、具保才能通行。否則貨物將遭沒收，人員被懲處。外國商船到達中國港口後，必須立即向市舶機構報告，由它派員上船檢查。
一般徵收其貨物的十分之一作為入口稅，叫做「抽解」。並規定某些貨物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機構收購，其他貨物也收買一部分，總稱為「博買」。抽解和博買來的貨物，一律送交****。
南宋**又在通商口岸創辦外商招待場所，如杭州有懷遠驛，明州、溫州有來遠驛等，對外國商人和商船採取一系列保護措施。
由於兩宋**大力獎勵海外**，在主要港口設立市舶司。加上當時造船業的進步，指南針的使用，使海上交通極為便利。當時，亞非各國與中國通商的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重要的有高麗、日本、交趾、占城、真臘（柬埔寨）、蒲甘（緬甸）、勃泥（加裡曼丹北部）、三佛齊（蘇門答臘東南部）及大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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