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剛榮
一、政治穩定的界定和實質
在西方政治學理論界, 研究政
治穩定問題的權威當數西方保守主義政治學的代表人物亨廷頓, 他在20 世紀60 年代末出版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政治穩定理論。而我國政治學界對政治穩定理論的系統研究起步較晚, 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者們才逐漸從政治學的角度運用政治穩定這一概念來分析政治現實。特別是在經歷了1989 年國內政治
風波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歷史事件以後, 國內對政治穩定的研究具有了更迫切的現實意義。
對於如何界定政治穩定, 以下的幾種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一種觀點認為, 政治穩定主要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秩序性和繼承性。秩序性就是指沒有發生暴力、壓抑或體系的解體。
繼承性指的是沒有發生政治體系關鍵要素的改變、政治演進的中斷、主要社會力的消失, 以及導致政治體系根本變動的政治運動。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正是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他主要是從政治穩定的反面解釋秩序型和繼承性。
第二種觀點認為: 「政治穩定是指面臨社會環境系統種種變化和壓力的政治體系, 在內外一系列調整機制的調節下, 維繫其存在狀態和發展過程的有機統一的結構功能有序性。」第三種觀點認為,政治穩定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政治體系中各個部分、各個層次之間保持相對協調和平衡, 社會呈現出一種有序的運作和發展狀態。
第四種觀點認為,政治穩定是一個多重意義上的綜合概念,包括國家根本制度的穩固,國家大政方針上的相對連續性、一貫性, 利益群體之間無根本性衝突和明顯對抗,社會生活、社會治安正常有序;政治體系在運轉過程
中能保證政令暢通, 政治資訊的反饋比較及時、準確,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政治認同程度較高。
上述觀點是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政治穩定內涵的界定, 有的著重於政治穩定的本質分析, 有的著重於社會環境與政治系統的相互關係, 有的著重於特定時期政治穩定的特性的分析等。筆者認為政治穩定的內涵應當包括: (1) 政治系統的連續性。
主要是指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權性質沒有發生質的變化, 國家政治系統正常運轉, 政治過程按照既定的程式不間斷地進行。(2) 國家政治生活的秩序性。指的是政治系統在執行過程中所呈現出的有序性, 即社會政治發展的有序狀態,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
它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社會政治生活的秩序性、**更迭的連續性的統一,即統一於社會的有序發展。(3)政治局勢的可控性。主要是指國家的權力主體( 主要是**) 能夠完全或基本控制國家政治局勢, 能夠把社會衝突控制在其所允許的範圍內, 使其不至於釀成嚴重危害社會政治穩定的後果。
(4) 社會政治心理的穩定性。主要是指政治穩定作為政治系統執行的一種表現形態,還需要公民形成較為一致的政治共識、政治認同感和支援感,在
社會經濟政治發生變革的時候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社會政治心理因素。
上述各層次的政治穩定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一個層次發生不平衡, 都會影響其他層次的平衡。只有具備並保持了上述各個層次的穩定性的社會, 才可以被認為是政治穩定的社會。
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 影響政治穩定的主要因素有社會利益分配、政治腐敗、政黨建設和政治參與等。
二、利益分配和社會分層與政治穩定
在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 往往伴隨著利益分配不均和貧富差距拉大等現象。以中國為例, 20 多年的改革開放, 中國已走完從平均主義、「大鍋飯」到貧富差距加大這一段漫長的路程, 收入分配的平均主義也已被打破得相當徹底。據統計, 以國際通用的五等分法為工具, 把社會上20% 的高收入戶與20% 的低收入戶的人均收入作比較, 1995 年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為3 倍,而在1978 年差距是1.
8 倍; 農村居民的貧富差距在1978 年是2.9 倍, 到1995 年上升為6 倍。中73國的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一直是收入水平懸殊的兩大社會群體。
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呈擴大態勢,以人口加權平均計, 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是5 倍, 到1996 年, 這種城鄉之間平均貧富差距為5.5 倍[5]。中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反映了致富機會方面的差距, 而最大的不公平是由於資源的分配、佔有及使用不公。
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期, 由於權力這隻嚴重變形的手在進行資源配置, 導致腐敗現象叢生, 權力尋租活動猖獗。而與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相對應的則是社會分層的變化, 中國社會的人群中已經形成高收入者群體和低收入者群體。
收入分配的一定差距有利於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 但差距過大或者說兩極分化, 則又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低收入者面對一小部分非常富裕的高收入者, 必然會對現行的社會經濟狀態產生不滿和牴觸, 並期望通過某種制度變遷得到徹底的改變。在制度變遷呈剛性狀態的情況下, 更大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當然會導致各種不穩定事件, 如社會動亂、利益集團對抗、群體暴力、非法侵權等。
這種利益分配不公、貧富差距以及社會分層拉大對發展中國家維護政治穩定無疑是不利的,要想維護國家的政治穩定就必須遏制利益分配的不公, 調控過大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層。本文認為, 主要可以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快經濟發展, 儘可能地增加社會總財富。
二是加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整頓不合理收入, 努力減少體制方面的分配不公。三是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保障制度, 擴大就業, 千方百計增加弱勢群體的收入。四是完善個人所得累進稅、遺產繼承等制度,利用法律手段調節過高收入, 縮小貧富差距。
三、反腐倡廉與政治穩定
在現代化浪潮中的追趕型後發國家需要一個權威、廉潔、高效的**來領導和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但是由於歷史和制度上落後和不完善的原因, 這類國家往往又是政治腐敗的易發和多發國家, 能否卓有成效地開展反腐敗鬥爭, 搞好廉潔建設, 是關係到後發追趕型發展中國家能否保持政治穩定的重大課題。
現代化建設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來領導, 一項政治決策從提出到討論、決定、執行和修正, 必須有程式和規範, 明確政治結構在決策時的階段性功能。**機制的互相配套和相互協調,能夠有效地排除政治體系中不穩定因素的產生, 從而促進政治體系的正常運轉。社會政治穩定與**控制社會能力的強弱有關, **控制能力的弱化是導致社會政治不穩定的一大原因。
強化**功能是政治穩定的保障, 而這種**能力的強化有賴於政治權威的鞏固和公民政治認同的加強。在發展中國家裡建立這種政治權威, 不僅要求以傳統習慣和個人魅力為合法性基礎的傳統政治權威向以理性和法律為合法性基礎的現代政治權威轉變, 而且要求**在現代化過程中建立起
廉潔高效的政治形象, 培養國民的政治認同和政治情感。只有這樣, **的動員和貫徹能力才能提高, 政治秩序才能夠走上穩定發展的道路。
四、政黨建設和政治穩定
在現代政治過程中, 政黨具有建設和維繫現代政治制度的功能, 政黨有利於緩和階級和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 有利於維護政治穩定。因此, 建立一個強大的政黨制度是謀求政治穩定的重要保障。「到目前和預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發展中國家, 莫不是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
」政黨組織能夠擔負建設現代政治制度的重任, 政黨是組織公民政治參與的主要制度性機構, 它不僅能夠有效地把社會分化出來的各種社會力量或社會團體吸收並同化於政治系統, 而且還可以產生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正因為如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強化**制或兩黨制來維持政治穩定, 而亞非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以強化民族主義的**制來維持政治穩定, 社會主義國家則以加強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政黨體制來實現這一目的。
在亨廷頓看來, 一個現代化過程中政治體系的穩定, 取決於其政黨的力量, 而衡量一個政黨是否強大、是否有力的標準主要有三個: 首先, 「一個強大的政黨能使群眾的支援制度化。政黨的力量反映了大眾支援的範圍和制度化水平。
」「表現政黨力量的第二個方面是組織的複雜性與深度,特別表現在政黨與社會經濟組織如工會和農協聯絡上。」「政黨力量的第三個方面是: 政治積極分子和權力追求者與政黨認同的程度以及他們視政黨是實現其他目的手段的程度。
」 由亨廷頓的闡述, 發展中國家加強政黨建設, 維護政治穩定, 必須從三個方面入手, 首先, 加強組織建設,
爭取大眾的支援並將這種支援組織化、制度化。其次, 加強與社會其他力量集團的聯絡和整合, 使這些力量集團成為政黨的支援性組織, 進一步發揮政黨對工人和農民的號召力。最後, 強調政黨的忠誠和內聚力, 吸納更多的社會積極分子和優秀分子。
五、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
現代社會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 可為公民或利益集團表達自己的要求和願望、促使政治維護自己的利益等方面提供正常的、合法的、多樣的、寬闊的渠道, 這無疑可為社會的政治穩定提供保障條件。首先, 政治參與滿足了公民日益強烈的參與政治生活的願望, 增強公民的主人翁責任感,促進公民對社會制度及其政治權威的認同, 有利於**的正確決策並及時解決各種社會矛盾或問題。其次, 政治參與本身是一種廣泛而有力的社會監督, 這有利於克服各種政治機構的官僚主義,扼制政治腐敗現象的滋長。
政治參與在總體上和長遠上來看是能夠促進**所希望的社會政治穩定的, 是有利於社會的長治久安的。而且, 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減壓閥」和「穩定器」。如果
政治民主化改革滯後, 不能給人們提供合法正當的政治參與渠道, 反而給予壓抑和堵塞的話, 只能導致社會矛盾的積聚, 不穩定因素如同火山口下內應力的積聚, 有可能因偶發事件而爆發, 直接危害政治穩定。
但是政治民主化改革超前, 政治參與過度, 也會導致政局失控, **權威喪失, 社會動盪混亂,從而嚴重破壞社會政治穩定。亨廷頓指出, 伴隨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 人們對政治參與的需要必將加強, 但是政治參與必須與政治制度化建設相適應, 如果在這種政治參與迅速擴大的同時, 該社會政治制度化水平並未相應提高, 就會造成政治動亂。他認為, 20 世紀50～60 年代, 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出現普遍的政治動盪, 其原因恰恰就在於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擴張過快, 政治體系的制度化建設卻並沒有相應發展, 結果使得政治體系不具有組織和疏導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的機制和能力。
這種政治參與和政治體系制度化的比例失調是造成政治動亂的根本原因。
而對於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 現階段的政治參與即民主化程序還需要面對一個基本的問題: 作為後發國家, 當前的中心任務仍然在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這是由當今激烈競爭的國際環境決定的。政治發展的近期目標仍然是為經濟發闢道路。
它不僅需要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 而且更加需要一個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從一般意義上說,政治發展具有民主和穩定兩大目標, 但因不同的時空條件, 在目標設計上應有輕重緩急。參考資料：
知友 csb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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