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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差距全方位擴大
首先從城市內部來看：收入差距的指標很多，最常用的是基尼係數。基尼係數有很多優點，很重要的一個優點就是直觀意義很強。
基尼係數的取值在0－1之間，0和1代表兩個極端的情況，0代表絕對平均分配，1代表極端不平等分配。2023年我們第一次調查時城市內部的基尼係數是0.23（現在除了北歐少數幾個國家基尼係數在0.
2－0.25之間外，一般國家的基尼係數都在0.3左右），它是比較低的，因此上世紀80年代末城市內部收入分配比較平均，當時討論較多的是大鍋飯或者平均主義問題。
當時很多涉及到分配製度改革的**文獻中很多都著重強調打破平均主義。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同當時以國有企業為主、**對企業內部工資進行嚴格控制的經濟體制相關。而到2023年我們做第三次調查時，得出的基尼係數是0.
33，比2023年擴大了50％左右，和一般的市場經濟國家水平接近。第二個指標是把所有的人按收入從高到低排序，然後將它們十等分，通過比較最富人群組和最窮人群組之間的收入比例，看看貧富收入差距。2023年最富10%人群和最窮10%人群的收入相差4倍，2023年上升到10倍。
在農村內部，上世紀80年代末期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比較大，因為農村內部自然條件差異比較大，當時東部沿海要比西部富裕得多。而地區內部的收入差距並不十分明顯，因為當時非農就業剛剛開始，農民收入主要靠農業，不會造成太大的差距。因此，當時農村內部較大的差距（農村內部基尼係數達0.
32，比城市高將近10個百分點）主要來自地區之間的差距。到2023年，基尼係數上升到0.37，這時收入差距擴大不僅僅是地區差異的擴大，也是地區內部差異的擴大，原因就在於非農就業和農業就業之間收入存在差異（非農就業收入遠遠高於農業收入，非農就業收入不是均勻分佈，而且農業收入較低、不穩定）。
這就是相當於庫茲涅茨倒u形假設提出的問題，即從傳統部門到現代部門轉變過程中造成的收入差距擴大。同時，農村內部最高收入組和最低收入組的收入比例，從2023年的8.6倍上升到2023年的11倍。
從全國的情況看，調查資料顯示2023年基尼係數為0.38（這在全球範圍來看不是很高，是可以接受的），到2023年上升到0.45，被認為超過了0.
4的國際警戒線（雖然以0.4為國際警戒線缺乏依據，也缺乏權威性，因為各國情況不一樣。但是，不論如何，基尼係數達到0.
45是比較高的）。如果以其他國家的資料為參考，超過0.45的國家，亞洲只有菲律賓達到0.
47。根據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家機構公佈的資料，印度的基尼係數為0.42。
對此，很多人不能理解，因為到了印度可以隨處看到富人區和貧民窟的鮮明對比的景象，很容易留下貧富懸殊的印象。相比而言，我國的窮人主要在農村，由於人口流動受到限制，貧富差距相對於印度是隱性的。實際上，我國的貧困地區的人民生活更困難，他們不僅住在破屋危房裡，而且家產幾乎一無所有。
他們的家產價值被稱為是「一百元不買，一百元不賣」（沒有人願意出100元買他們的家產；他們也不願意以100元賣出，因為他們以同樣的價錢根本買不到這些必需的家產）。
（二）城鄉之間的差距非常突出
城鄉之間的差距可以從三個方面說明：第一，城鄉之間的絕對收入差距。國家統計局每年都會公佈城鄉居民平均收入的統計數字（未做可變**的調整，因為城鄉之間**差異較小），據此可以算出絕對收入差距。
從2023年開始，農民的收入增長變得非常緩慢，而城市居民收入是加速增長，城鄉之間的絕對差距越來越大。2023年城鄉收入相差大約1000元，到2023年相差達到6000多元。第二，城鄉之間的相對收入差距。
上世紀90年代初期相對收入差距不大，2.2倍相對於改革開放初期（2023年為2.6倍）是小的，相對收入差距剛開始是上升的，從2023年到2023年有個下降的過程。
這同農民的收入增長是相關的（主要來自農產品**的提高），農民的收入增長超過城市居民，造成相對差距的縮小。然而，好景不長，隨後2023年農產品****，加之農民其它收入增長緩慢、外出打工機會減少；同時，外資投入、非國有企業的發展以及國有企業的減員增效，城市居民收入增長迅速，城鄉收入相對差距急劇擴大。2023年達到最高的3.
2倍，此時要改變這一趨勢變得非常困難。而且從現有情況看，農民收入增長明顯低於城市收入的增長，因此城鄉之間的差距在未來幾年還會拉大。第三，城鄉之間的差距在全國收入差距中的重要性，即城鄉收入差距佔全國收入差距的比重。
把收入差距分解為城市內部的差距、農村內部的差距和城鄉之間的差距，然後比較這三部門在全國收入差距中所佔的比重。通過分析，我們看到從2023年到2023年城鄉之間的差距對全國收入差距的解釋力（對全國收入差距的影響）從38％提高到43%，而且還一直在上升，已經超過城市內部差距和農村內部差距成為全國收入差距的主要影響因素。
（三）地區之間的差距日益明顯
最近幾年，地區差距又進一步擴大，北京、上海、廣東、深圳與**國家機關統一的公務員制度脫鉤，實行了公務員「3、5、8、1」工資制度，而西部地區受制於財力的限制只能逐步地增加。考慮到影響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包括地區因素、文化程度、年齡、資歷、工作經驗、職業、技術以及所在部門，要單獨測算地區因素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可以先做一個收入函式，囊括各種影響因素，然後把特徵變數的收入回報分解，看收入差距由哪些因素引起。分析結果表明，地區變數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在2023年到2023年在32％－42%，因此，地區差異對收入差距的影響遠遠大於教育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四）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帶來的不同文化人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
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積極教育投資的原因，也和市場化改革相關的。教育收益率表示多接受一年教育工資的增長幅度。2023年時教育收益率不到3％，到2023年時教育收益率接近8％，基本與發達國家的水平相當。
教育收益率不斷提高，說明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高學歷和低學歷的人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近幾年由於高校擴招，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但是教育收益率增長的總趨勢是不會改變的。而且教育收益率是遞增的，即學歷越高，增長越明顯，這也更拉大了高學歷者和一般人的差距。
（五）競爭部門和壟斷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現在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從不同部門工人之間收入差距的變化曲線來看，不同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更加明顯。這一過程同市場化改革的過程是不一致的，因為市場在不斷完善過程中，地區、行業差距應該不斷縮小。
當然不同部門的人力資本稟賦是不同的，有可能會造成以上行業差距，但是一般趨勢應該是行業差距不斷縮小或者是比較平穩的趨勢。單獨從壟斷部門（以電力、煤氣、交通運輸、金融、房地產為例）的工資增長來看，與製造業相比（設定為基準1），90年代初，除了電力行業較高外，其餘都相差不多。到2023年，金融增長躍居首位，比製造業高出80％（還有其它福利）。
因此，相對於競爭部門，壟斷部門的工資增長是很快的。
為了實現不同部門可比性，我們引入人力資本變數，在可比的基礎上做進一步分析。2023年，壟斷部門與競爭部門的工資總差距為10％，但其中9％來自市場分割；到2023年，壟斷部門與競爭部門的差距擴大到48％，市場分割造成的影響達到59％。這其中除了市場分割的影響，還有勞動時間的差異（-11％的影響），這也反映了工資率的差異。
市場化改革和收入分配的關係
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非常複雜：整個國民經濟轉型過程中，發生了很多變化，這些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收入分配的變化。要對收入差距變化的問題有好的理解和解釋，就必須對經濟本身、體制的問題、執行的問題、現實的問題和政策的問題等有好的把握。
由於收入分配的問題涉及到每個人，它是整個經濟執行的結果。正如馬克思所說，分配關係由生產關係決定的，現代西方經濟學認為分配關係是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果。所以，影響收入差距的因素非常複雜。
如果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市場化改革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有多少？市場化改革是多種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狀態。
市場化本身，市場的發育、發展都是一個過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市場化因素生成的過程、**的干預和政策制度的作用交織在一起，它們會影響收入分配的關係、過程和結果，要把這些因素單獨分離出來是很困難的。我們的分析框架是把收入差距分解為城市內部的差距、農村內部的差距、城鄉之間的差距、部門之間的差距和不同人群之間的差距，然後分析各個不同的差距發生變化受什麼因素的影響，這樣可以把籠統的問題細化。
有些差距，是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我們認為它是公平的差距，其它為不公平的差距。在不公平的差距中，**的行為對於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知道，在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中，**因素所產生的作用是主要，也是主導性的。
（一）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是與傳統的「重工輕農」和「重城輕鄉」的發展戰略的選擇密不可分的
在農村改革開放初期，市場機制的引入，一度使得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然而，隨著後來城鄉體制分割性的日益嚴重，這包括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歧視，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向城鎮的過度傾斜，從而導致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城鄉之間的差距更多的是和**的歷史行為相關，同城鄉分割的制度相關。
而在整個發展戰略上又是重工輕農、重城輕鄉的戰略，包括基礎建設投資、公共產品的提供方面等等都是如此，農村勞動力流動又存在很多限制性政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城鄉之間的差距主要原因是**因素，市場因素產生的影響很小。
（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及其擴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體制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造成 包括**投資在內的大量的投資資金流入一些較為發達的地區，加上外資的湧入，導致了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的經濟增長上的差異。然而，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過程中，****與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體制，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約，並沒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以縮小地區之間可支配財力的差別。再加上地方**的地方保護主義的政策，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的障礙，特別是勞動力就業的自由選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礙了市場機制對地區之間收入差別的調節作用，使得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居民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出現縮小的跡象，反而變得越來越大。長期城鄉分割的制度，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對動態要素流動的限制，特別是地方保護主義帶來的各方面的影響。還有就是稅收、稅制，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都帶有非常強的累退性，而不是累進的。
這樣，稅負不是起到縮小收入差距作用，而是擴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三）由於受到部門利益的制約，市場化改革的進展在部門之間出現明顯的不平衡 一些部門不願意放棄自身的壟斷利益，利用部門的影響力來延遲市場化改革的程序，或者只是選擇更加有利於部門利益的「改革方式」，極力抵制不利於部門利益的改革方式。而且，在現行的分配體制下，壟斷部門的壟斷收益和企業利潤很容易被轉化為部門職工的收入和福利。壟斷部門利益的保護，雖然很多人提出打破壟斷部門的壟斷，但是由於壟斷部門都是大企業、大公司，它們有很大的影響力，要打破他們的壟斷很困難，由此造成部門之間收入差距擴大。
還有公共服務，由於取決於地方財力，所以造成這樣的結果。然後，**腐敗。不知道是否同市場化改革有關，不過，最近有一著名學者提出**腐敗就是市場化造成的，因為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腐敗問題。
我個人認為是同**監管有關，即**缺乏良好的監督、管理體制，具體同市場化改革的相關性有待**。
（四）市場機制的問題
首先，市場機制很重要的問題是市場扭曲，而市場扭曲可能帶來貧富懸殊的問題。市場扭曲會帶來暴利機會，這些機會被少數人所利用，而不是共享，這樣就會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其次，市場化改革和整個經濟結構調整造成的一部分人收入下降。由於下崗、企業減員增效問題，很多人失去了過去穩定的職業和收入，這個過程是一個所有制調整，也是經濟結構調整。
這一方面同市場化改革有關，另一方面原因是我國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滯後，同時**也沒有積極應對。臺灣原來也是有很多國有企業，後來轉化為私營企業，拍賣過程都會減員，但是這些裁退人員都得到非常好的補償，甚至很多退休工人得到的退休金遠遠高於原來正常退休所應得的退休金。而大陸**對此缺乏足夠的重視，將所得資金都用在修建廣場、馬路上了，而不是用在社會保障上。
總之，將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加分析地歸結為市場化改革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在個人收入差距擴大的諸多因素中，傳統計劃體制遺留下來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驅使下新形成的有悖於市場體制規則的制度和政策，**對市場缺失和市場扭曲採取的不作為態度，對資本節制和勞動保護的不足，成為了最為重要的因素。市場化改革程序所引發的收入差距的擴大，既有公平的成分，也有不公平的成分，而後者又是與**的不當行為——過度作為和不作為行為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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