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所說的存在是世界中的一切存在,還有些存在是隱性的 未

2021-03-21 16:14:00 字數 5211 閱讀 7111

1樓:仙源渺渺

「海德格爾

所說的存在是世界中的一切存在」,本身就不是海德格爾所說的存在。

因為海德格爾認為無論怎樣思考存在,反正不可把存在當作從一切存在者那裡抽象出來的某種東西__存在既非抽象出來的,也非某種東西。否則我們就完全不通語詞的歷史演變而只看著它們的眼下形式作文章,那就可謂守其末而忘其本了。海德格爾的語彙中,存在著的東西、存在者,是用大das seiende,大致與希臘詞to on相應。

德文詞ontologisch和ontisch,陳嘉映先生譯為「存在論上的」和「存在者狀態上的」。所以,海德格爾所要追問的,有別於形而上學的主導問題即是「為什麼存在者在而無卻不在」他要追索「存在的狀態」,要鬆解存在之遺忘所封鎖所掩蔽的」,其中也包含追索形而上學自身的本質,因為這一本質隨著存在之遺忘一道被掩蔽著

2樓:悲傷蔓延

海德格爾的目的是研究存在,而不是研究具體的存在者。海德格爾研究具體的此在,只是為了回答存在是什麼。宗旨是回答存在的意義。你說的存在是存在者。

盧梭《懺悔錄》的故事梗概是什麼

3樓:匿名使用者

《懺海錄》就是這樣一個激進的平民思想家與反動統治激烈衝突的結果。它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在封建**壓迫面前維護自己不僅是作為一個人、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人權和尊嚴的作品,是對統治階級**和汙衊的反擊。它首先使我們感到可貴的是,其中充滿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驕傲,總之,一種高昂的平民精神。

由於作者的經歷,他有條件在這部自傳裡展示一個平民的世界,使我們看到十八世紀的女僕、聽差、農民、小店主、下層知識分子以及盧梭自己的平民家族:鐘錶匠、技師、小資產階級婦女。把這樣多的平民形象帶進十八世紀文學,在盧梭之前只有勒·薩日。

但勒·薩日在《吉爾·布拉斯》中往往只是把這些人物當作不斷蔓延的故事情節的一部分,限於描寫他們的外部形象。盧梭在《懺悔錄》中則完全不同,他所注重的是這些平民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質、人格和性格特點,雖然《懺悔錄》對這些人物的形貌的描寫是很不充分的,但卻足以使讀者瞭解十八世紀這個階層的精神狀況、道德水平、愛好與興趣、願望與追求。在這裡,盧梭致力於發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

自然淳樸的人性、值得讚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聰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他把他平民家庭中那親切寧靜的柔情描寫得多麼動人啊,使它在那冰冷無情的社會大海的背景上,象是一個始終召喚著他的溫情之島。他筆下的農民都是一些樸實的形象,特別是那個冒著被稅吏發見後就會被逼得破產的拿出豐盛食物款待他的農民,表現了多麼高貴的慷慨;他遇到的那個小店主是那麼忠厚和富有同情心,竟允許一個素不相識的流浪者在他店裡騙吃了一頓飯;他親密的夥伴、華倫夫人的男僕阿奈不僅人格高尚,而且有廣博的學識和出色的才幹;此外,還有「善良的小夥子」平民樂師勒·麥特爾、他的少年流浪漢朋友「聰明的巴克勒」、可憐的女僕「和善、聰明和絕對誠實的」瑪麗永,他們在那惡濁的社會環境裡也都發散出了清新的氣息,使盧梭對他們一直保持著美好的記憶。

另一方面,盧梭又以不加掩飾的厭惡和鄙視追述了他所遇見的統治階級和上流社會中的各種人物:「羹匙」貴族的後裔德·彭維爾先生「不是個有德的人」;首席法官西蒙先生是「一個不斷向貴婦們獻殷勤的小猴子」;教會人物幾乎都有「偽善或厚顏無恥的醜態」,其中還有不少淫邪的色情狂;貴婦人的習氣是輕浮和寡廉鮮恥,有的「名聲很壞」;至於巴黎的權貴,無不道德淪喪、性情刁鑽、偽善陰險。在盧梭的眼裡,平民的世界遠比上流社會來得高尚、優越。

早在第一篇**中,他就進行過這樣的對比:「只有在莊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繡金衣服下面,才能發現有力的身軀。裝飾與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為德行是靈魂的力量。

」這種對「布衣」的崇尚,對權貴的貶責,在《懺悔錄》裡又有了再一次的發揮,他這樣總結說:「為什麼我年輕的時候遇到了這樣多的好人,到我年紀大了的時候,好人就那樣少了呢?是好人絕種了嗎?

不是的,這是由於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會階層已經不再是我當年遇到好人的那個社會階層了。在一般平民中間,雖然只偶爾流露熱情,但自然情感卻是隨時可以見到的。在上流社會中,則連這種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

他們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虛榮心的支配。」盧梭自傳中強烈的平民精神,使他在文學史上獲得了他所獨有的特色,法國人自己說得好:「沒有一個作家象盧梭這樣善於把窮人表現得卓越不凡。

」當然,《懺悔錄》中那種平民的自信和驕傲,主要還是表現在盧梭對自我形象的描繪上。儘管盧梭受到了種種責難和攻擊,但他深信在自己的「布衣」之下,比「廷臣的繡金衣服」下面更有「靈魂」和「力量」。在我們看來,實際上也的確如此。

他在那個充滿了虛榮的社會裡,敢於公開表示自己對於下層、對於平民的深情,不以自己「低賤」的出身、不以他過去的貧寒困頓為恥,而宣佈那是他的幸福年代,他把淳樸自然視為自己貧賤生活中最可寶貴的財富,他驕傲地展示自己生活中那些為高貴者的生活所不具有的健康的、閃光的東西以及他在貧賤生活中所獲得、所保持著的那種精神上、節操上的丰采。

《懺悔錄》就這樣呈現出一個淳樸自然、豐富多彩、朝氣蓬勃的平民形象。正因為這個平民本身是一個代表人物,構成了十八世紀思想文化領域裡一個重大的社會現象,所以《懺悔錄》無疑是十八世紀曆史中極為重要的思想材料。它使後人看到了一個思想家的成長、發展和內心世界,看到一個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歷史人物所具有的強有力的方面和他精神上、道德上所發出的某種詩意的光輝。

這種力量和光輝最終當然來自這個形象所代表的下層人民和他所體現的歷史前進的方向。總之,是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的反封建性質決定了《懺悔錄》和其中盧梭自我形象的積極意義,決定了它們在思想發展史上、文學史上的重要價值。

假如盧梭對自我形象的描述僅止於以上這些,後人對他也可以滿足了,無權提出更多的要求。它們作為十八世紀反封建的思想材料不是已經相當夠了嗎?不是已經具有社會階級的意義並足以與蒙田在《隨感集》中對自己的描寫具有同等的價值嗎?

但是,盧梭做得比這更多,走得更遠,他遠遠超過了蒙田,他的《懺悔錄》有著更為複雜得多的內容。

盧梭在《懺悔錄》的另一個稿本中,曾經批評了過去寫自傳的人「總是要把自己喬裝打扮一番,名為自述,實為自贊,把自己寫成他所希望的那樣,而不是他實際上的那樣」。十六世紀的大散文家蒙田在《隨感集》中不就是這樣嗎?雖然也講了自己的缺點,卻把它們寫得相當可愛。

盧俊對蒙田頗不以為然,他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一個哲理性的警句:「沒有可憎的缺點的人是沒有的。」這既是他對人的一種看法,也是他對自己的一種認識。

認識這一點並不太困難,但要公開承認自己也是「有可憎的缺點」,特別是敢於把這種「可憎的缺點」披露出來,卻需要絕大的勇氣。人貴有自知之明、嚴於解剖自己,至今不仍是一種令人敬佩的美德嗎?顯然,在盧梭之前,文學史上還沒有出現過這樣一個有勇氣的作家,於是,盧梭以藐視前人的自豪,在《懺悔錄》的第一段就這樣宣佈:

「我現在要做一項既無先例、將來也不會有人仿效的艱鉅工作。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這個人就是我。

」盧梭實踐了他自己的這一諾言,他在《懺悔錄》中的確以真誠坦率的態度講述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個方面,「既沒有隱瞞絲毫壞事,也沒有增添任何好事……當時我是卑鄙齷齪的,就寫我的卑鄙齷齪;當時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寫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他大膽地把自己不能見人的隱私公之於眾,他承認自己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產生過一些卑劣的念頭,甚至有過下流的行徑。他說過謊,行過騙,調戲過婦女,偷過東西,甚至有偷竊的習慣。

他以沉重的心情懺悔自己在一次偷竊後把罪過轉嫁到女僕瑪麗永的頭上,造成了她的不幸,懺悔自己在關鍵時刻卑劣地拋棄了最需要他的朋友勒·麥特爾,懺悔自己為了混一口飯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應該承認,《懺悔錄》的坦率和真誠達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程度,這使它成了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在這裡,作者的自我形象並不只是發射出理想的光輝,也不只是裹在意識形態的詩意裡,而是呈現出了驚人的真實。

在他身上,既有崇高優美,也有卑劣醜惡,既有堅強和力量,也有軟弱和怯懦,既有樸實真誠,也有弄虛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種市並無賴的習氣。總之。這不是為了要享受歷史的光榮而繪製出來的塗滿了油彩的畫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複雜的個人。

這個自我形象的複雜性就是《懺悔錄》的複雜性,同時也是《懺悔錄》另具一種價值的原因。這種價值不僅在於它寫出了驚人的人性的真實,是歷史上第一部這樣真實的自傳,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用盧梭自己的話來說,「可以作為關於人的研究——這門學問無疑尚有待於建立——的第一份參考材料;」而且它的價值還在於,作者之所以這樣做,是有著深刻的思想動機和哲理作為指導的。

盧梭追求絕對的真實,把自己的缺點和過錯完全暴露出來,最直接的動機和意圖,顯然是要闡述他那著名的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惡的社會環境卻使人變壞。他現身說法,講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環境充滿柔情,古代歷史人物又給了他崇高的思想,「我本來可以聽從自己的性格,在我的宗教、我的故鄉、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間,在我所喜愛的工作中,在稱心如意的交際中,平平靜靜、安安逸逸地度過自己的一生。

我將會成為善良的**教徒、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家長、善良的朋友、善良的勞動者。」但社會環境的惡濁,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卻使他也受到了沾染,以至在這寫自傳的晚年還有那麼多揪心的悔恨。他特別指出了社會不平等的危害,在這裡,他又一次表現了他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的思想,把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視為正常人性的對立面,併力圖通過他自己的經歷,揭示出這種不平等對人性的摧殘和歪曲。

他是如何「從崇高的英雄主義墮落為卑鄙的市並無賴」呢?正是他所遇到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正是「強者」的「暴虐專橫」,「摧殘了我那溫柔多情、天真活潑的性格」,並「使我染上自己痛恨的一些惡習,諸如撒謊、怠惰、偷竊等等」。以偷竊而言,它就是社會不平等在盧梭身上造成的惡果。

盧梭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人是處於一種「平等、無憂無慮的狀態」中,「所希望的又可以得到滿足的話」,那麼又怎麼會有偷竊呢?既然「作惡的強者逍遙法外,無辜的弱者遭殃,普天下皆是如此」,那麼怎麼能夠制止偷竊的罪行呢?

對弱者的懲罰不僅無濟於事,反而更激起反抗,盧梭在自己小偷小摸被發現後經常捱打,「漸漸對捱打也就不在乎了」,甚至「覺得這是抵消偷竊罪行的一種方式,我倒有了繼續偷竊的權利了……我心裡想,既然按小偷來治我,那就等於認可我作小偷」。盧梭在通過自己的經歷來分析不平等的弊害時,又用同樣的方法來揭示金錢的腐蝕作用,他告訴讀者:「我不但從來不象世人那樣看重金錢,甚至也從來不曾把金錢看做多麼方便的東西」,而認定金錢是「煩惱的根源」。

然而,金錢的作用卻又使他不得不把金錢看作「是保持自由的一種工具」,使他「害怕囊空如洗」,這就在他身上造成了這樣一種矛盾的習性:「對金錢的極端吝惜與無比鄙視兼而有之」。因此,他也曾「偷過七個利物爾零十個蘇」,並且在錢財方面不時起過一些卑劣的念頭,如眼見華倫夫人揮霍浪費、有破產的危險,他就想偷偷摸摸建立起自己的「小金庫」,但一看無濟於事,就改變做法,「好像一隻從屠宰場出來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塊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分。

」從這些敘述裡,除了可以看到典型盧梭式的嚴酷無情的自我剖析外,就是非常出色的關於社會環境與人性惡的互相關係的辯證法的思想了。在這裡,自我批評和懺悔導向了對社會的譴責和控訴,對人性惡的挖掘轉化成了嚴肅的社會批判。正因為這種批判是結合著盧梭自己痛切的經驗和體會,所以也就更為深刻有力,它與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對於財產不平等、社會政治不平等的批判完全一脈相承,這一部論著以其傑出的思想曾被恩格斯譽為「辯證法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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