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唐朝主要同今天的哪些國家交往

2021-03-03 23:40:28 字數 5617 閱讀 3916

1樓:水中魚

同唐朝來複往的國家很制多,現在已經併入中國的就不說了。從東往西依次是日本、新羅、百濟、高句麗(這三個就是現在的南北棒子國),暹羅(泰國)、天竺(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國)其他的波斯、占城(越南)、錫蘭(斯里蘭卡)、緬甸、呂宋(菲律賓),我不是很清楚有沒有往來或者是在唐朝的時候有沒有存在

唐朝時的師子國是今天的:

2樓:小芳丶襗

斯里蘭卡

即僧bai

伽羅,僧du伽羅是斯里蘭卡的古zhi代名稱,來自梵dao語古名專simhalauipa(馴獅人),《梁書》稱獅子屬國。斯里蘭卡古阿拉伯語sirandib,宋代趙汝適《諸蕃志》音譯為「細蘭」,明代馬歡著《瀛涯勝覽》稱「錫蘭」。

唐朝對外交往

3樓:蘇堤舊事

特點:(1)唐朝對外交往的範圍更加廣泛,且有連續性.(2)領域全面,同亞洲國家的交往最為密切,唐朝是亞洲文化的中心.

(3)唐朝對外交往的形式多種多樣,有使節往來、留學生、技術交流、**交流、宗教往來、藝術交流等多種形式.(4)唐朝頻繁的對外交往影響巨大,促進了東亞、亞洲乃至世界文明的進步,形成了中華文化圈,是當時世界上的文明中心,影響具有雙向性.

唐朝時期的對外交往影響:(簡答)

1唐朝的對外關係發展使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在世界上產生了重要影響,促進了亞洲乃至世界文明的進步;

2同時通過對外交往,唐朝學習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科學技術,進一步促使唐朝經濟文化的繁榮,也豐富了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

4樓:消逝的文明

【1】628年,高僧玄奘歷盡艱險到達天竺,在那爛陀寺學習經典;642年在戒日王舉行的宗教辯論大會上主講佛理,深為各界折服;645年,攜657部佛經返回國都長安。

【2】754年,高僧鑑真東渡到達日本,講經弘法,傳佈律宗,被日本朝廷授予「大和尚」稱號,成為日本律宗的始祖;

【3】671年,高僧義淨到達天竺並於25年後攜400餘部佛經歸國。

【4】644年,唐朝派李義表出使印度,途經尼泊爾,受到國王的優禮接待,從此雙方建立良好的關係。

【5】唐高宗時,朝廷派遣王明出使吐火羅國(即今天的阿富汗),並冊封其國王阿史那為軍事月氏都督。

【6】643年,拂菻(即東羅馬帝國)派遣使臣出使唐朝,唐太宗回書答聘,並賜給綾綺。

【7】651年,大食(即阿拉伯帝國)派遣使臣通唐,自此唐與阿拉伯帝國互通友好;安史之亂時,唐朝甚至借大食兵幫助收復長安和洛陽。

【8】623年,林邑(今越南中南部)遣使臣來朝。

【9】670年,獅子國(斯里蘭卡)遣使來朝。

【10】802年,驃國(緬甸)使臣前來朝貢。

【11】814年,真臘(柬埔寨)使臣來朝。

5樓:光頭強奪寶

漢唐之際,中國的外交體制獲得良好發展,唐朝「以我為主」的外交已經相當成熟。所有與唐朝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都被唐朝納入自己的外交體制中。他們的情況不盡相同,與唐朝的關係也不盡相同。

在唐朝的觀念中,中國居於天下之中,「四夷」環繞著中國,而「四夷」這個觀念來之久遠,唐朝不過是沿用而已。不過,正是因為這個觀念的存在,相應的制度設計也會相配套。比如「四方館」,就是一個專門接待外國使者的場所,並有一整套制度,如每有使者前來,就會有專門的人員接待、訪問、記錄,尤其是訪問記錄來訪國的風情、制度等文字,都會儲存在唐朝的史館之中。

在唐朝的外交體制中,交往各國都有等級,這個等級是由唐朝設定的,相應的接待工作,也按等級進行。專門的***門,唐朝叫做鴻臚寺,「凡四方夷狄君長朝見者,辨其等位,以賓待之。」 鴻臚寺的長官鴻臚卿、副長官少卿也有相關的出使任務,「若諸蕃大酋渠有封建禮命,則受冊而往其國」。

冊封政治首腦,是中國皇帝(唐太宗開始也稱「天可汗」)的權力,而鴻臚卿等是執行者,即參加各國首腦的加冕儀式,表達中國皇帝的政治姿態。鴻臚寺管轄的典客署,職責為招待外賓,「凡朝貢、宴享、送迎預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凡酋渠首領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

」 等位,顯然是個關鍵因素,具體而言,「三品已上準第三等,四品、五品準第四等,六品已下準第五等」。第一次來中國的外國使者很可能沒有官階,不過唐朝也有安排,即「其無官品者,大酋渠首領準第四等,小酋渠首領準第五等。所乘私畜抽換客舍放牧,仍量給芻粟」。

(以上引文,俱見《唐六典》卷十八《鴻臚寺》)級別不同,待遇不同,這是那個時代的等級特色。

所謂品階,就是唐朝的**品階,包括職務、將軍號和爵位等。國外領袖,獲得唐朝的官職,在當時很普遍,顯然是雙方共同遵守的一項規則。以阿史那思摩為例,他是突厥人,在東突厥內部官職為「夾畢特勤」,沒有兵權,幾次出使唐朝,唐高祖最初封他為「和順郡王」。

貞觀四年(630年)三月,唐太宗任命他為「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五月又冊封為「懷化郡王」,將軍號為正三品,而郡王品階為從一品。很多冊封,是具有沿襲性質的,比如新羅王為樂浪郡王、百濟王為帶方郡王、高麗王為遼東郡王等。與唐朝交往各國,率多為附屬國,向唐朝稱臣朝貢,而接受唐朝的冊封官職,應是其中的內容之一。

史書對於唐朝的邦交國,也稱「外臣」。因為唐朝主宰外交事宜,與中國交往的條件與待遇,各國或者只有接受一種可能。形式上的平等交往並不存在。

朝貢,實質為經濟**

古國外交,實力原則貫徹得赤裸鮮明,絲毫不加掩飾。看看古代波斯帝國流傳至今的萬國來朝浮雕就能明白,國際關係的實質不平等是根本性的。在實力相當的大國之間,小國的選擇變得更加困難,不得已只好首鼠兩端。

西漢時期與匈奴長期戰爭不休,致使很多小國朝秦暮楚。樓蘭王對漢武帝說:「小國在大國之間,不兩屬無以自存」,獲得漢武帝的同情理解,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所以,與大國交往,小國追求的絕不是與大國分庭抗禮,而是其他實際利益。朝貢看上去是附屬國的進貢,在政治上主僕分明,但是現在研究表明,朝貢與其說是政治關係,不如說是經濟關係,所以學術界又稱之為「朝貢**」。

唐朝對於這種朝貢**,有獨特的語言描述。對於朝貢一方,唐朝稱之為「獻方物」,名馬、戰象、獅子等等,都是具體的「方物」。唐朝有專門的規定,如何接收處置,都有明確的程式和辦法。

如果方物是藥物、食物,一進入唐朝邊境,邊境的州縣就要驗收、打包、封印,然後交給使者,同時上報鴻臚寺。鴻臚寺檢驗無誤,通知少府監和市場管理部門,派專門**檢驗貢品並且確定價值,然後奏報並送往朝廷,是否引見、宴會等皆聽從朝廷指示。使者歸國(稱作「還蕃」),一定要賞賜(「賜各有差」),地點是朝堂之上,典客署的**負責引導使者領取,並教會使者拜謝禮節等。

為什麼「賜各有差」呢?之前對朝貢品的定價,在最後的賞賜環節發揮因果作用,皇帝的賞賜是有依據的,即根據進貢方物的價值決定賞賜的多寡。雖然沒有使用交易之名,而本質上就是交易。

唐朝皇帝對外交使節的賜物,並非百物皆有,通常只是紡織品,這就是「賜物」的真正含義。不過,賜物分內外,如果是朝臣,「賜物十段」的具體內容是絹三匹(四丈為一匹)、布三端(五丈為一端),綿四屯(六兩為一屯),如果是「賜蕃客錦彩」,則「十段」為錦一張、綾二匹、縵三匹、綿四屯。看來為蕃客準備的賜物更加豐富多彩。

唐朝與邊境之外的居民有互市,有些物品不許用來互市。根據唐朝的《關市令》:「錦、綾、羅、縠、繡、織成、紬、絲絹、絲布、犛牛尾、真珠、金、銀、鐵,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及將入蕃」。

同是錦綾等絲織品,皇帝的賜物中有,但卻不許互市交易,或許是想體現浩蕩皇恩的獨特性。朝貢**本質上是**,但畢竟打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記,所以受到政治的影響不可避免。唐朝安史之亂時期,回鶻曾經援助唐朝平亂,這為唐後期的雙方關係帶來了長期的問題。

回鶻利用互市關係,輸送大量的馬匹給唐朝,以換取唐朝的絹帛,為唐朝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壓力。

文化軟實力比軍事實力更重要

外交活動具有能量交換的意義,著名的張騫出使西域,就是為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共同抗擊匈奴,雖然沒有成功,但開闢的絲綢之路卻成為當時世界主要文化區域之間的交通大通道。此後,佛教的傳入中國,中國文明輸入西方,都是通過這條道路實現的。文化交流是文化發展的重要途徑,而文化也常常成為外交活動的一部分。

文明的近似會促進雙方的好感,這並不是今天才有的現象。漢武帝正是在張騫的介紹中瞭解到了西域有「行國」與「城郭之國」的區別,知道後者與中國文明相近,才對發展西域的關係產生濃厚興趣的。古代中國,因為對中國文化擁有堅定的自豪感,所以在外交活動方面對文化因素的加入採取積極開放態度。

唐朝的**學府是國學、太學,而在這裡就學的學生並不限於**子弟,還有各國的留學生,「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於是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唐代史書還記載新羅、渤海等國向唐廷請求中國書籍的故事,而朝鮮半島的國家,言及經典常常首先歷數中國的儒家經典。開元十九年(731),唐朝發生的一個故事很有意味。

根據和親於吐蕃的金城公主的請求,唐玄宗讓有關部門抄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準備送給金城公主。不想,朝臣於休烈上表反對,理由是《左傳》是歷史書,記載著很多政治軍事謀略,而唐朝與吐蕃經常和戰不定,這些謀略如果為吐蕃所用,將不利於唐朝。唐玄宗要宰相們討論。

裴光庭發言反對於休烈的觀點,認為於休烈只看到了史書中的謀略,沒有看到書籍中的道德,「不知忠信節義於是乎在」。裴光庭的觀點得到了唐玄宗的支援,於是一批傳統經典進入吐蕃。在這個外交故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中國的主政者,展現出無可比擬的文化自信,而這種自信在外交活動中顯然是十分重要的。

貞觀十四年(640),唐太宗平定高昌,此役是唐太宗外交思想的卓越表現。高昌王國位於今新疆吐魯番盆地,自公元502年麴嘉建立王國至此,已經一百多年,在南北朝時代,算得上是長命之國。但是,自西突厥陷入**以來,一直向唐朝稱臣的高昌王國,也無法擺脫西突厥的內戰。

尤其是,控制了高昌的西突厥欲谷設一派,依仗連續的勝利,並不把唐太宗的朝廷放在眼裡。高昌國被西突厥挾持,也對唐朝採取不恭敬的態度,攻打另一個唐朝的附屬國焉耆,阻斷唐朝的貢道,拒絕唐朝的勸阻等等。高昌國的不臣舉動,讓唐朝興兵討伐師出有名,但是唐太宗還是儘量給和平留下空間,使者前往,道路相望。

當和平解決爭端的可能性徹底喪失之後,唐朝不得已動用軍事力量解決問題。高昌國人口全國不足四萬人,而唐朝貞觀十三年(639)出兵不少於二十萬。何以如此?

唐朝討伐高昌,但把西突厥的勢力計算在內,所以才會如此興師動眾。既然採取最後手段,就不能去打無把握之戰,不能懷抱僥倖希望西突厥不參戰。最終,唐朝打擊高昌的動作十分優雅,高昌王麴文泰戰前去世,當唐朝大軍壓境之時,高昌舉國發喪,唐朝指揮官侯君集決定暫時放棄攻打高昌首都的機會,讓高昌安心發喪。

何以如此從容?因為此時的西突厥主力在欲谷設的率領下已經西逃,高昌國被西突厥臨陣放棄。

高昌國國王麴氏是金城(今甘肅蘭州)人,高昌國的國民以來自中原的漢人為主。在唐朝與西突厥之間,高昌王國內部也存在意見分歧,高昌王麴文泰採取實用主義路線,與西突厥相配合,終於遭到了唐朝的毀滅性打擊。高昌內部的人心所向,因為文化親緣的關係,不希望與唐朝開戰,所以戰前就有童謠流傳:

「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高昌平定,唐朝經營西域的戰略得以貫徹,絲綢之路東段再次回到中國的控制之中。

武力是最後手段,不得已才能動用,不能經常性使用武力,但更不能沒有武力。經常性的外交手段是**、是經濟,而最受歡迎的交流方式還是文化。

古代中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和平的時間更長久,因此積累了更多的物質財富和制度經驗,在文化軟實力方面更加突出。如此,在外交活動中,常常處於從容不迫、有理有利的良好狀態中。外交是國際多重關係的綜合展現,經濟利益、軍事實力和文化狀態,任何方面都不能在外交活動中缺席,任何缺席都會損害外交國的整體利益。

中國信奉物極必反的原理,所以不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因為暫時的利益最大化,最有可能損壞長期與整體的利益。實力是捍衛利益基點的保障,但過分訴諸實力則會留下仗勢欺人的印象,長遠地看則會損壞自身的更大利益。利益是國家不能放棄的追求,而見利思義才是中國人的根本信條,道德訴求給文化軟實力的展現保留了最大空間。

說到底,國家之間的分歧,最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文化,按照中國的傳統,叫做「以文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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