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樊廣中
鐘樓除了報時,還曾以派過許多用場。辛亥革命時,義軍曾與在鐘樓佈防的清軍激戰。護國運動時,陝西督軍陳樹潘正是從鐘樓開始了反對袁世凱的暴動。
2023年,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石林,在鐘樓開設了聲電影院,這是西安歷史上第一家電影院,抗戰時期,鐘樓由於其地勢高拔,而成為預警日軍空襲的報警臺。國民黨反動派也曾經利用鐘樓的四面門洞,關押刑訊革命者和進步人士。解放後,逢五·一和國慶鐘樓都成為,遊行、檢閱和慶祝大會的主席臺。
**、***等國家領導人曾多次登臨鐘樓。許多中外友人也在鐘樓留下了他們傳播友誼的足跡。
鐘樓記錄著西安蒼海桑田的歷史,它銘刻著西安人心中的悲愴與驕傲。兩千年一步步朝我們走近,在新舊世紀交替的夜晚,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西安人,將在鐘鼓樓廣場敲響千面鑼鼓,迎接新千年。鐘樓是古老的,鐘樓是年輕的。
它與鼓樓晨昏相伴,與西安四門遙相呼應。由此東去,是西安最繁華的商業大街,由此北行,是西安最年輕最寬闊的大街,往南去,是名樓林立的科技文化區。鐘樓與西安人一起邁向輝煌的未來
2樓:匿名使用者
一、源遠流長的中國鍾、鼓文化
傳說遠在炎帝、黃帝時代就已經開始鑄造和使用鍾。先秦古籍《山海經》中,就有許多關於鍾、鼓的傳說的記載:「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
始為侯,鼓、延是始為鍾,為樂風。」
但是,考古發掘證明,遠在距今6000至2023年,即公元前2023年至前2023年左右,就已有細泥紅陶製成的、光素無紋的鐘(或鈴)。該鐘(或鈴)高約9釐米,直徑約5釐米,有柄,其肩部兩旁各有一小孔與內腔相通。其後,又相繼在陝西長安縣、湖北天門石家河等地,發現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陶質鍾。
之所以稱其為鍾,是因為它已具備了後世鍾(或鈴)的特徵:中空、筒形,一端封閉,一端敞口,由外力撞擊而發聲,或受外力作用,其舌撞擊內壁而發聲。它們是人們目前所見的最為古老的鐘(或鈴)的形態,是中華大地上鍾(或鈴)的原始雛形。
夏商周三代是中國青銅文化發展的時期,也是青銅樂鐘的大發展時期。商代的青銅器製作技藝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而且出現了大量的青銅禮樂器和兵器。西周則是先秦禮樂制度形成和確立的時期。
青銅鐘鈴的鑄造技術也在此時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到了兩漢,銅器的鑄造主要由官府控制,並設專門的機構來管理青銅的冶煉和鑄造。南北朝至明清,則是佛鐘、道鍾、更鐘、朝鐘盛行的時期,同時也是鐵鐘大量出現的時期。
公元前2年,西漢哀帝在位時,西域大月氏派伊存出使中原。當時,他曾向博士**(官名)景盧口頭傳授佛教經典——《浮屠經》。這是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會議2023年3月確定的,作為「佛教初傳標誌」。
其後,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郎中蔡信等18人赴西域學習佛法......佛教的傳入導致了佛經在中國的出現,並在客觀上促進了我國鐘鼓文化的發展。
北京地區的佛教文化歷史也頗為悠久。大約在公元4世紀初,就已由中原傳入。遼在北京建陪都南京,金繼而又建中都城,元新建大都城,明永樂帝又在其基礎上改建、擴建北京城。
都城是政治、文化中心的所在,上述各代帝王又都崇尚佛教,致使佛教文化在北京地區得到迅速的發展。明朝更是其大發展時期。
佛鐘,也稱「梵鍾」。由於它是佛教寺院中不可或缺的物器,與僧尼朝夕相伴,寺院的生活幾乎都是由「鍾」而定。它既是佛樂的樂器,寺院的報時器,更是重要的法器。
在隋唐時期,佛鐘在寺廟裡已十分普及,尤其是漢傳佛教,幾乎是無寺不有鍾,無鐘不言寺。鐘的聲音深沉、渾厚而且綿長,洪亮而且遼闊,佛教徒甚至將其視為與天國神靈溝通的聖器,成為廣大佛教徒崇拜的聖物。
二、象徵意義是鍾、鼓文化的靈魂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祭祀和戰爭是古代社會最大的兩件事,因為它們是獲得和維護統治權力最重要的途徑。而從考古出的中國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也主要是祭祀禮器和兵器。
張光直先生在《宗教祭祀與王權》一書中這樣說:「在一個充滿爭奪的社會中,兵器的威力不言而喻。但擁有禮器時權力的積聚和鞏固,更會產生更大影響。
」於是,「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用以祭祀。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於祭祀禮器的擁有,就意味著對權力的擁有。
先秦統治階層之所以不惜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鑄造各種各樣的銅鐘,不僅是因為銅在古代是一種貴重的金屬,更重要的是,在人們的心目中,鍾和鼎一樣,都是權力、地位的象徵,甚至成了戰爭是否取得最後勝利的標誌。而在鍾、鼓文化所涉及的領域,諸如宗廟的祭祀、宴享娛樂等,鍾、鼓之樂規模的大小、數量的多寡、製作的精良程度等,也都成了權力、地位的象徵。
周武王伐紂滅商,並在商朝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更完備的政治制度和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這同時也是先秦禮樂制度的形成和確立的時期。大量的青銅禮器和樂器,自然也應運而生。
鐘鼓之樂是國家繁榮昌盛的象徵。而鍾、鼓的權力象徵意義在先秦時期被確立之後,在鐘鼓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被承襲下來,併為歷代統治者所沿用。
秦統一中國之後,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銷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鑄了六口象徵**統治的大朝鐘。朝鐘在皇帝受百官朝賀時鳴響,並由是開啟了帝王專用的朝鐘鑄造史。
歷代帝王所鑄之鐘,以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十九年(2023年)所主持鑄造的永樂大鐘最為有名。大鐘鑄滿了文字(漢、梵文共存的佛教經、咒計100多種,共23萬多字)。有明成祖御製的《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還有其它一些涉及明初社會現狀的相關銘文。
此外,鐘體上還鑄有百喻經中的佛經故事等。大鐘所鑄銘文字型工整、雋秀,相傳為明初書法家沈度所書。其銅質優良,工藝極佳。
鐘體佈滿佛經,雖意在此鐘聲象徵佛祖宣**音、傳播四方,但卻是永樂皇帝所擁有**權力、至高無上的最好詮釋,即以此向世人昭示他帝王權力的確立,並祈禱「大明一統」,長治久安。
修建於明永樂十八年(2023年)的鐘、鼓二樓,均築於高大的城臺之上。鐘樓通高約48米,全為磚石結構,精緻而堅固,灰筒瓦綠剪邊歇山頂,四面開券門,樓內懸掛大鐵鐘一口(後改為懸銅鐘);鼓樓高約47米,重簷、重樓黃瓦歇山頂,樓兩層,面闊五間,樓內建鼓一面。
鍾、鼓二樓雖為全城的報時中心,但更是明永樂帝一統江山、皇權永固的象徵。
三、保護鍾、鼓二樓及其周圍地區的原生態文化
在上古時代,由於生產力低下,人類的命運受著大自然的主宰。他們懾服於自然界的威力而崇拜自然,將由於自然力降於人間的禍福看成是某種神力的作用。而在這整個宇宙的「眾神」之中,又有一位至高無上的主宰者,那就是「帝」、「上帝」,或者說是「天」、「天帝」。
因此,古人總是把天象的變化和人間的禍福聯絡起來。「帝天之義,莫大於承天」。所以,《儀禮》說:
「天,至尊也」;「君,至尊也。」孔子更把所謂的聖明君主比喻成眾星拱衛的「北極星」,並由此形成了「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尊,王南向」。主體建築面南、中軸對稱,成為歷代帝都宮殿建設所必須遵循的法則。
明清的宮殿建築,便是嚴格遵循這一法則,在都城規劃建設上本著「天子至尊」的思想,確立了宮、城一體,擇中立宮,即以宮城南北中軸線為全城主軸線,構成中軸突出,兩翼對稱,呈「回」字形的總體佈局。而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並以南京宮城為藍本改造、擴建而成的。元大都城的總體結構,就是宮為主體,居於城南部**,自郭城正南門——麗正門,皇城正南門櫺星門,宮城正南門崇仁門,北經萬寧橋直達萬寧宮中心閣,都在一條中軸線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條中軸線之西129米處,還有一條與之相平行的南北軸線,其位置相當於今天的舊鼓樓大街。這條南北軸線以鍾、鼓樓為標誌,正好把元大都城的北半城劃分成東西面積大致相等的兩部分,即城的中分線。
洪武元年(2023年),明軍攻下大都城。為便於防守,而將北城牆南縮五里。明永樂帝遷都北京,即以此作為北城牆。
與此同時,又將原大都城南城牆南擴二里,以原大都城的規劃建設中軸線為明北京城的規劃建設中軸線,廢除原位於今舊鼓樓大街南端的鐘、鼓二樓,並把它們建在了北京規劃建設中軸線的北端,從而形成了南自麗正門(後改稱正陽門)、北至鐘鼓樓這樣一條統領全城規劃建設的中軸線。其間經大明門,過天安門、端門、午門,穿紫禁城,出玄武門,越景山,直達鍾、鼓樓。這是世界都市中一條最偉大的中軸線。
而把象徵皇權至上、一統江山的鐘、鼓樓也都建在北京城規劃建設的中軸線上,並作為它的終結點,這是我國都城規劃建設史上的一大創舉。
現在的鐘、鼓樓雖為清乾隆年間所建造,但是其高聳、沉穩、敦實,「飛簷傑閣,翼如煥如」的形制不變。無論是站地仰望,抑或是前後並峙,互為相望,都能給人以由小到大,由近及遠的透視效果。也因於此,其周圍包括街道、衚衕、四合院在內的一個範圍甚廣的歷史文化生態環境匯成了鍾、鼓樓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也只有在這樣一個全息歷史的環境之中,才能解讀得出鐘鼓樓象徵文化。一旦失去這樣的歷史文化生態環境,鍾、鼓二樓沒有了衚衕、四合院的支撐,沒有了居住在那裡的老北京人的文化氣息,也就成了被現代高樓所遮擋的古董——孤零零地戳在那兒的古董。
鐘樓和鼓樓古時的作用是什麼?
3樓:向天致信
鐘樓和鼓樓的起源:
古人劃一晝夜為十二時辰,分別以地支(子醜寅卯)序之,每個時辰相當於今日的兩個小時。以圭表或銅壺測得時辰,便擊鼓報時,以便讓民眾知曉。但鼓聲傳的範圍有限,齊武帝( 483 年- 493 年)時,為使宮中都能聽見報時聲,便在景陽樓內懸一口大銅鐘,改為只在晚上擊鼓報時,首開先河。
為了使鐘聲傳播更遠,除了銅鐘越鑄越大之外,還建較高的鐘樓,與鼓樓相對,朝來撞鐘,夜來擊鼓。
鐘樓和鼓樓的用途:
城樓報時,敲鐘擊鼓,歷朝歷代每有規定。如唐代實施晨鐘暮鼓,鼓響,城門關閉,實行宵禁;鐘鳴,城門開啟,萬戶活動。老百姓都習以為常。
4樓:匿名使用者
「晨鐘」「暮鼓」,以前用來報時,後來在戰爭時是城市防禦系統的指揮中樞
鐘樓和鼓樓的起源及用途是什麼? 10
5樓:匿名使用者
1、鐘樓和鼓樓的起源:
在人類社會,為了統一人們的行動,就必須統一時間,因此需要建立授時系統。中國古代的授時系統就是人們常說的「晨鐘暮鼓」,即早晨敲鐘,傍晚敲鼓,鐘樓和鼓樓因此而產生。
2、用途:報警報時
如唐代實施晨鐘暮鼓,鼓響,城門關閉,實行宵禁;鐘鳴,城門開啟,萬戶活動。老百姓都習以為常。
為了準確時間,鐘鼓樓最早備有4個銅漏壺,分別叫:天地、平水、萬分、收水。漏壺正中安裝了1個名「饒」的銅樂器,以機械操縱,時到每刻擊饒報點。
擴充套件資料:
古代其他報時方式:
(1)打更
打更,在舊時成都,是個較為普遍的職業。在過去的成都,人們缺少精確的報時手段,晚上的報時就幾乎全靠打更的了。甚至很多農村城鎮都有打更的。
那時候大家晚上少有文化娛樂生活,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們聽到更夫的打更聲,便知道了時間,按慣例該做什麼,人們都過著一種按部就班的平靜生活。
別看小小的打更,還有許多門道。比如,打落更(即晚上七點)時,一慢一快,連打三次,聲音如「咚——咚!」,「咚——咚!
」,「咚——咚!」;打二更(晚上九點),打一下又一下,連打多次,聲音如「咚,咚!」。
「咚,咚!」;打三更(晚上十一點)時,要一慢兩快,聲音如「咚!——咚,咚!
」;打四更(凌晨一點)時,要一慢三快,聲音如「咚——咚,咚,咚」;打五更(凌晨三點)時,一慢四快,聲音臺「咚——咚,咚,咚,咚!」
打更節奏,總體來說是由慢到快,連打三趟便收更結束。但為什麼又不打六更(凌晨五時)呢?因為成都人早睡早起,五更一過便開始起床做家務了,「一日之計在於晨」嘛,就連皇帝也在五更天便開始準備上朝了。
另外,還有種說法就是五更天鬼在串,此時不宜驚動他們以免影響他們回不到陰間而在陽間為禍,當然,這是古人的封建迷信了。古代的更夫十分辛苦,晚上不能睡覺,而要守著滴漏(一種記時的東西)或燃香(也是計時的東西),才能掌握準確的時間。
(2)午炮報時
在清末到**初年,聳起的樓宇阻擋了鐘聲,人們就找到了聲音更大的裝備——大炮,進入了午炮報時的時代。在北京德勝門東側的城牆上設有一座炮臺,用來報時的「午炮」就架在這裡。
炮臺有**與北京觀象臺連通,每當快到中午時,兩個值班人分工合作,一人守在**旁,聽**裡傳來的指令;另一人揭開炮衣,裝好炮藥、手持點燃的長香,站在炮位上靜候指令下達。當北京觀象臺通過**發來指令時,炮臺上的人馬上點燃炮藥,午炮發出轟鳴,這聲音響徹大街小巷,人們就知道:現在是中午12點,有鐘錶的趕忙對錶。
(3)西洋高招 :落球報時
在歐洲,當中國人進行午炮報時的時候,他們開發出了另外一種落球的報時方式。最先進行落球報時的是英國倫敦的格林尼治天文臺,每天中午13點整(有些地方是中午12點),天文臺鐘樓頂端的圓球準時落下,附近海域停泊的船隻據此調節船上的鐘表,然後帶著調好的鐘表升帆出海。
雖然今天我們看這種方法有點粗疏,但海員對它卻懷有崇敬之情,因為它為海員忠實服務近百年之久。17世紀以後,航海事業蓬勃發展,海員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需要精密計時。對海員來說,精密時鐘猶如生命線,沒有它便難於知道船隻的位置,就有觸礁的危險。
對於海員,「中午13點落下的圓球」是無比親切的。
我國曾經進行過落球授時的是上海,19世紀80年代,法租界當局就在法國碼頭設定訊號站,正午時刻利用訊號塔頂落球報時,為來往上海港的各國船隻服務,時間由徐家彙觀象臺控制。
鼓樓在古代是幹嘛用的鐘樓和鼓樓古時的作用是什麼？
鼓樓是古代放置巨鼓的建築，用以擊鼓報警，或按時敲鼓報告時辰。佛寺亦有鼓樓，與鐘樓相，建於正殿的左右，用以懸鼓報時，或於典禮時敲擊。宋代孔平仲 孔氏談苑 封置鼓樓 原文記載 李崇為兗州刺史，州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搥鼓亂擊，諸村如聞者，槌鼓一通，次聞者，復撾以為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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