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西方文藝理論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主要在80年代以後。解放前的文學主要受到西方具體文學作品的影響。文藝理論的影響比較有限。
2樓：莫智傑
西方文藝理論對中國文學有什麼影響我不是很清楚,不過我覺得現在中國文學的水平很差,中心思想非常低階,很多寫法跟西方的風,毫無中國傳統的特色
西方文論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3樓：匿名使用者
西方散文對
中國文學的影響 (1)
縱觀中國古典文學史，詩和文，就象長江和黃河一樣，橫貫於文這發展史中，事實上，散文的發展史同樣是一部不斷變動、**、衍化的發展史。我們看到，它的每一次創作高峰或者理論研究高潮都是伴隨著創作主旨、創作手法、創作文體及創造理論、創作觀念的更新而出現的。因此，我們不止要將散文置於一定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它的靜態存在，更要將它放在一定的時段中去**它的動態形成與變化。
它的每一次**都可以視作它指涉境域的擴充套件，每一次變化都可以看做是散文創作和理論對以往不足的補充。這樣就可以突破一勞永逸的散文範疇界定的研究慣式，使散文在不斷的發展中充實它的文字和理論，最終形成彈性的良好發展態勢，既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迪，也留下了若干仍需追問的問題。
20世紀的散文，比如小品文的發展，其中的「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1]的真聲、真情、真趣，以及散文的興起與繁榮這顯然是與英國隨筆有某些聯絡的，即中國性靈小品的發展，既得益於中國那深遠悠長的歷史淵源，也還得力於外國文學的輸入，尤其是西洋散文的影響。2023年，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首次談到國外有不少散文樣式值得取法，有許多「中國從不曾夢見過的體裁」[2]，此後，傅斯年首先引進"essay"這一概念，將英國隨筆導引進中國散文界。他在《怎樣做白話文》中提出，散文「以雜體為限，僅當英文的essay一流」[3]。
但這些隻言片語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2023年6月，周作人《美文》發表，專門介紹和倡導試做essay時，才引起散文作家的重視。他明確提出，「外國文學裡有一種所謂**，其中大約可以分為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性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
這裡邊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這種美文似乎在英語國民裡最為發達，如中國所熟知的愛迭生、蘭姆、歐文、霍桑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時高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頓也是美文的好手」[4]。周作人的介紹，為正在探索建立現代語體散文的新文學作家開啟了異域散文寶庫的一扇大門，提供了新的參照系，此後中國出現了譯介和取法西洋隨筆的熱潮，誠如一些文學史家所說：
「德國尼采、英國小品文名家以及屠格涅夫、波德萊爾、泰戈爾、王爾德等的散文詩譯作，散見於當時大量的報刊雜誌。當時的散文名家都通曉外文，無須藉助翻譯，可以直接閱讀、揣摩外國散文珍品。我國現代作家在對英、美隨筆，日本小品，德國格言式語錄，以及**、法國、德國、西班牙、印度的散文和散文詩的譯介中，豐富了散文的藝術手法，提高了表現人生的能力。
外國散文的引進，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現代散文的成長」[5]。確實，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的諸多作家，其作品都有西洋隨筆的明顯痕跡。
2023年，朱自清寫作《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指出即使是認為現代散文源於明代小品的周作人，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也是明顯的。「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22]。郁達夫此後也曾說過：
「英國散文的影響，在我們的智識階級中間，是再過十年二十年也決不會消滅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潛勢力。像已故的散文作家樑遇春先生等，且已有人稱之為中國的愛利亞了，即此一端，也可以想見得英國散文對我們的影響之大且深」[6]。另一方面，外國散文理論對現代中國散文的發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繼周作人之後，王統照根據美國文藝學家韓德的《文學概論》專著中有關散文的論述，寫成《散文的分類》，介紹了英國隨筆的特點及功用，胡夢華的《絮語散文》，既論述了絮語散文的重要特徵，又綜述了自蒙田、培根以來這一文體的承傳變革。像這類概述英國隨筆發展史的長篇大論，30年代還有毛如升的《英國小品文的演進與藝術》。理論譯介方面最有影響的，是魯訊翻譯的日本文論家廚川白村之作《出了象牙之塔》一書。
其中"essay"和「essay與新聞雜誌」兩節介紹西洋散文的篇章，成為我國散文作家和散文理論家經常引用的經典論述
4樓：匿名使用者
中國古典文學在各種西方理論、方法中多種演繹和闡述，並無藍本可依，形成現在的規模.我國古典文學以其豐富的東方意韻、獨特的民族風格早就流播於世界，而被他民族所吸收，融入他民族的文學之中，成為他民族的文化生活的組成部分。對西方的各種理論與方法應用於我國古典文學研究所產生的種種效果，往往缺乏感性的認識。
在漫長的中國文學西播史上，傳播主體不盡相同，各個歷史階段的文化背景更有較大的差異，這些不同的主觀和客觀條件決定了西方歷代的移植研究有著種種不同的表現。儘管中國文學內容豐富，卷帙浩繁，西方學者還是不斷地嘗試為之勾勒整體的面貌。試舉幾例說明之。
西文「literature」有「文獻」、「文學」兩種含義，但早時西方學者對這兩種含義並不做嚴格區分。譬如紹特（w.schott）的《中國文學述略》（柏林，1853）一書，是根據馬瑞臨《文獻通考》的書目編寫而成的；全書所涉儒經、道藏、佛典等內容，分門別類加以敘說，只有書末少量篇幅涉及純文學。
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的《中國文學簡釋》（倫敦 ，1867）較上一種有所進步，它採用《四庫全書》體例，對大約兩千種漢籍做了提要；它雖系書目著作，但介紹了中國文學的發展情況。21 道格拉斯（robert k. douglas）的長文《中國文學》，基本上名實相符，絕大部分介紹文學內容，其中詩歌、散文、戲劇、**四大文類均有涉及，但詳略很不一致；作者還試圖交代某些作品所處的朝代，但也十分簡單.
西方灑脫,中國嚴謹 .民族文化語境的差異，而呈現出方法、理論的不同,是兩種既不同又相同的文學表現形式.
5樓：匿名使用者
相互影響，相互滲透，西方的文學使中國文學灑脫，中國文學使西方文學嚴謹
西方現代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 5
6樓：440的金花
影響如下：
沒有外國文學，文化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是無法想象的。中國現代文學是在中國社會內部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吸收外來文學營養使之民族化﹑繼承民族傳統使之現代化的過程。近代中國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沖擊，中國現代文學產生於這一文化背景下，正確的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直接關係著現代文學的發展。
當代西方文學理論怎麼樣
7樓：愛大萌
印象中，特雷61伊格爾頓的《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國內還有另外兩個不同的譯本，它們分別被翻譯為：《文學原理引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23年版，劉峰等譯)和《當代西方文學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版，王逢振譯）。這次北京大學採用的是伍曉明先生譯本，最早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出版。
作為當今英國最負盛名的文學批評家、文化理論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雷61伊格爾頓和美國的另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分居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兩極。仔細的考察他們的不同時期的理論轉向還真的能發現許多的相同點，比如，兩人都是從文學研究入手逐步進入當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領域；兩人都以較大的熱情投入了國際性的後現代主義理論爭鳴；並且兩人都積極投入當代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中。但是他們之間的不同之處也是非常的顯著，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反映他們不同的著作中，詹姆遜的著述風格多傾向於建構方面，在後現代的一系列的論爭中多主張積極的對話，體現了文化的包容性。
而伊格爾頓的著作中多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方面，他的特色是很少建構巨集大的理論體系，批判多辛辣尖銳，但不乏理論的深度和學識，也許正是這種個人風格方面的原因，再加上他特意的「論著通俗化」傾向，這本《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一直讓我愛不釋手。 在書中，伊格爾頓大致的梳理了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流派的發展，先從**的形式主義開始，依次新批評理論、現象學理論、闡釋學理論、接受理論、結構主義理論、符號學理論、後結構主義理論以及弗洛伊德開創的精神分析理論。這些在二十世紀不同時期把持文學理論界的各種理論流派都對當時的文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的功績不可抹煞，但是伊格爾頓還是用他特有的敏銳和挑剔的眼光察覺出了這些理論流派的偏頗之處。
他在序言中說：「如果人們想為20世紀文學理論的重大變化確定一個開始的時間，最好是定2023年，這一年，年輕的**形式主義者維克多61什克洛夫斯基發表了他的拓荒性**《藝術即方法》（art as device）。」這似乎是一個心領神會的訊號，對於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而言，**的形式主義及其相關的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對他們的影響可以說致命的。
也許可能對於某些文學理論流派而言，他們看似沒有直接的受到**形式主義和索緒爾的影響，但是分析他們的理論手法和特點，卻總是不謀而合。這點讓那些自鳴得意的所謂的原創性理論家目瞪口呆。 本書雖然看似側重對二十世紀的幾種主流文學理論進行梳理，但伊格爾頓在對這種理論進行簡單介紹的同時，暗中已經對其進行了解構。
這種「解構主義」的分析文字的方式成為了書寫本書的一大特色，並貫穿了本書的始終，對所有的文學理論流派的評價都毫不留情。以新批評理論為例，新批評理論雖然提倡對文字的「細讀」，認為詩或者文學的文字是一個自足的、封閉的、完整的個體，看似不受外界文化氛圍和環境的影響，但是這不過是那些文學研究者的「學術神話」罷了。實際而言，新批評理論正是對十
八、十九世紀環境變化或者說政治變化的一個曲折反映，它所承擔的文學的教化功能不但沒有日漸的消弱，反而作為一種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日益的加強。伊格爾頓自始至終分析新批評理論出現的同時，都在不動聲色的分析外界政治形勢相應的變動，這種變動不僅十分的一致，並且十分的合拍。文學研究獻媚似的，用自己的分內之事，憂慮著國家和政治統治。
所謂的「細讀」說穿開來不過是那些理論研究者的痴心妄想罷了。 法國結構主義者羅蘭61巴特有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文字的快樂》，主要就是提倡說如果無法用明確的意義抓住作品，讀者就可以「盡情享受挑逗人的符號滑動和浮沉不定、撩撥人的意義閃現」，和文字中的語言肌理進行一場眾神的狂歡盛宴。但是伊格爾頓的對此的分析是：
這種文字中結構的狂歡不過是法國2023年法國學生街頭動亂的一個縮影。他們無力打破國家權力的結構，但是發現顛倒語言的結構還是可能的。****日漸地從街上消失，他們被驅入了地下，轉入了話語領域。
對伊格爾頓而言，本書想要說明的是我們的所謂的「純文學理論」不過是一種學術神話，根本不可能存在。他的目的不過想表明，我們的文學理論一直和我們的政治相關，「在本書中，我從頭到尾都在試圖證明，現代文學理論的歷史是我們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史的一部分」。他繼續一針見血的指出要點，「文學理論不應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譴責，應該譴責的是它對自己的政治性的掩蓋和無知」。
這種論調讓我想到了開頭提到了另一位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家詹姆遜在他的一篇名為《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的**當中，所提到的一個重要論點：所有的第三世界的文學文字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們應該毫不例外的把這些文字當作民族寓言來讀。在他看來，第三世界的文學文字的特殊性就在於時刻處在與第一世界文化帝國主義的生死搏鬥中。
這種令人絲毫不能質疑的觀點和伊格爾頓的政治性的文學批評如出一轍，口氣讓人絕望。他們所提倡的政治性的文學批評也許僅僅比較適合西方的文學理論的發展，而對於國內一直深受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學批評來說，非但不能矯枉過正，反而可能愈陷愈深。對於剛剛走出革命和政治意識形態的中國文學批評來說，我反而覺得那些「純文學理論」的提法比較符合我們現階段文學和文學理論的發展。
思鬱2007-10-9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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