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師說的文章文體內容的分析賞析

2021-03-05 20:55:24 字數 4893 閱讀 8775

1樓:我拿菜刀向你笑

《師說》是唐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是說明教師的重要作用,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以及擇師的原則。抨擊當時士大夫之族恥於從師的錯誤觀念,倡導從師而學的風氣。同時,也是對那些誹謗者的一個公開答覆和嚴正的駁斥。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文末並以孔子言行作證,申明求師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時人實不應背棄古道。

師說》譯文

韓愈 (一)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①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譯文:古代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靠(他)來傳授真理,講習學業,解釋疑難的.

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知識和道理的,誰能沒有疑難呢 有了疑難而不向老師求教,那些疑難就始終無法解決了.生在我前頭的人,他懂得真理和知識本來就比我早,我應該向他學習;生在我後面的人,如果他懂得真理和知識比我早,我也應該向他學習.我(向他們)學習的是真理和知識,哪管他們的年齡比我大還是比我小呢 因此不管地位貴賤,不管年紀大小,真理和知識在**,老師也就在**.

①〔庸知〕哪管.庸,豈,哪;知,識別.

(二)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

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

士大夫之族,曰師曰**雲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譯文:唉!從師學習的風尚失傳已經很久了!

想要人們沒有疑難問題也就難了!古時候的聖人,他們(的才智)超過一般人遠得很哪,尚且從師而求教;現在的一般人,他們(的才智)低於聖人也很遠,卻以從師求學為恥.因此聖人就更加聖明,愚人就更加愚昧.

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愚人之所以成為愚人,其原因不都是出在這裡嗎!(人們)疼愛自己的孩子,就選擇老師教育他;但對於自己,就以拜師學習為恥,真是糊塗啊!那些孩子們的老師,是教孩子們唸書,告訴他們學習斷句的,不是我所說的傳授道理,解答疑難的老師.

讀書不會斷句,有疑難問題不能解決,(在這兩事中,)前者去請教老師,後者卻不去,學了小的,丟了大的,我看不出(這種人)是高明的.巫師,醫生,樂師和各種工匠,他們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一類人,一說到"老師""**"這樣的話,就聚在一起譏笑人家.

問他們(為什么笑),他們就說:"那個人與那個人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不相上下,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感到十分羞恥,以地位高的人為師,就近似於奉承巴結."唉!

從師而學的風尚之不能恢復就可想而知了.巫師,醫生,樂師和各種工匠,是士大夫們看不起的,如今士大夫的智慧反而比不上(這些人),這不真是奇怪的事情么!

(三)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向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學習.

而郯子這些人,他們不如孔子賢能.孔子說:三人同行,其中必有可以當我的老師的.

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有才智,(只不過)懂得道理有先有後,學術技能各有專長罷了.

李家的孩子名蟠的,十七歲了,喜歡古文,六經和它的傳文,全都學習過.他不受時俗風氣的限制,向我來學習.我讚許他能實行古人求師的正道,就作這篇《師說》贈給他.。

2樓:時時咖啡

師說》鑑賞(季鎮淮)

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三十五歲,剛由洛陽閒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

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範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

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於唐德宗統治的後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

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

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於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複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並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

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於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後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後,仕途不通,到洛陽閒居(800~801)。

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餘之不為也。

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聖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並不是什麼「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作人,怎樣作文。

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作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後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後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

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

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

《師說》的最後一段,宣告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藉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覆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裡,他首先(第一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於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師並不是什麼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授業解惑」的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接著(第二段),他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於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後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於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

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第三段),對於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於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第四段),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

再看(第五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聖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裡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的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師和**的關係是相對的,「**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

這就是說,**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所以師和**的關係的存在,最後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的關係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祕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的關係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

這些思想是和他後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像,這篇《師說》的流佈,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後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做,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

「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

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4),韓愈在監察御史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連陽),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後。

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複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後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後,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麼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於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

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授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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