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軟心腸
民族精神
1.,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及其特徵
恩格斯指出:「必須先研究事物,爾後才能研究過程。必須先知道一個事物是什麼,爾後才能覺察這個事物中所發生的變化。
」』進行民族精神的研究,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民族精神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問題。
1.1.1民族精神概念的歷史考察
(一)西方思想家對民族精神概念的解釋和使用
民族精神是一個現代話語,由西方學者最早提出這一概念。我國有學者認為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鴻是最早論述民族精神的學者。他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說:
「人類受多種事物的支配,就是:氣候、宗教、法律、施政準則、先例、風俗習慣。結果就在這裡形成了一種一般的精神。
」這裡的「一般的精神」指的是一個民族的一般的精神,即「民族精神」。3英國思想史學家以賽亞•伯林說:「民族精神這個詞是赫爾德發明的,把德國哲學家和詩人赫爾德稱為『民族主義、歷史主義和民族精神之父』。
」4因為赫爾德在其2023年出版的《另一種歷史哲學》一書中,從一般的人類精神引申到了「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所以是他最先表達了這一概念。他認為,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發展的權利,人類大花園中所有花卉都能和諧地生長,各種文化都能相互激勵,他同時宣稱「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獨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這種精神創造一切,理解一切。
」』黑格爾繼承了赫爾德關於民族精神的概念,從其理性統治世界及世界歷史的基本理念出發,闡發了「民族精神」概念。他認為,』(世界精神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和任何其他階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則。在歷史當中,這種原則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種特別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便是在這種特性的限度內,具體地表現出來,表示它的意識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個的現實。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體、民族的倫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風俗、甚至民族的科學、藝術和機械的技術,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標記。」「黑格爾是對民族精神這一概念使用和解釋最多的人,他把民族精神歸入他所強調的「絕對精神」體系中,雖然它是唯心主義哲學的產物,但是僅僅分析其上述結論,也有其可取之處。
恩格斯指出:「像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如此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這樣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乾脆置之不理的辦法來消除的。必須從它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它,就是說,要批判地消滅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過這個形式獲得的新內容。
」,民族精神具有表象上的廣泛性,它深深的體現在一個民族的思想觀念和行為實踐的各個方面。
近代西方學術界在這一時期提出「民族精神」概念及「民族精神」問題,有其深刻的學術背景和社會歷史背景。在學術背景方面,18世紀是法國思想界精英在啟蒙運動中大放異彩的歷史時期。他們以「科學」、「理性」和「人性」衝破神學的束縛,以「推理的歷史」重構「人類精神」,「人類精神的歷史」在這一時期成為時尚的學術用語。
啟蒙思想家們對於人類精神的追求實際是對人類理性和自由精神的探索,它由此也導致一種「精神科學」的破土而出,而納入這個精神科學領域的不僅有歷史學,還有哲學、法學、語言學和文學等,一時間出現的歷史哲學、文化史學成為這種精神科學的典型分支。在社會歷史背景方面,「民族精神」概念的提出與18世紀後期歐洲民族主義理念的形成有著明顯的因果聯絡,是民族主義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總體來看,西方思想家們有的是從舊唯物主義的立場,有的是從唯心主義的立場來解釋和使用民族精神這一概念的,他們對民族精神的解釋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獨到性,也帶有缺陷和不足。
但是,他們的解釋對於我們理解民族精神這一概念仍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他們分析民族文化精神的思路和視角對於認識和理解民族精神問題具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民族精神概念的使用與理解
通過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全文檢索,筆者查閱到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民族精神問題的引用或論述共有八處。馬克思對於「民族精神」概念的運用除一處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引用黑格爾關於「民族精神」的論述內容外,其餘全部是對「民族精神」概念的直接使用。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對民族精神進行專門的研究和討論,也沒有對民族精神下一個確切的定義。
但他們在觀察和分析世界範圍內各民族國家的問題時對不同民族在精神領域的現象並沒用忽視。馬克思恩格斯還曾多次在論述民族問題時對「民族特性」、「民族性格」、「國民精神」、「民族意識」等與民族精神相關、相近的問題進行過生動描述與精闢論述,把關於民族精神的思想滲透在民族問題及相關的一系列的分析中,在總體上構建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精神的基本思想,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性格的特徵。
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是這個民族之所以是這個民族而不是另外一個民族的根本特質和內在的規定性,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格。馬克思恩格斯覺察到不同民族在民族性格特徵方面的差異。恩格斯說:
「我畢竟是一個德國人,我不能摒棄德國人從亞當那裡繼承下來的天性。」2恩格斯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一文中指出:「英國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質上和德國人、法國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
」』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恩格斯評價了愛爾蘭人的民族性格,認為他們按其整個民族性格來說是和拉丁民族、法國人、特別是和義大利人相似的。「在愛爾蘭人身l,感情和熱情無疑地是佔優勢的,理性必須服從它們。」
第二,良族精神是民族自覺和民族解放的必要精神條件。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鑑》創刊號發表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不僅對猶太人的解放問題,對政治解放和人類的解放的關係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還從一個新的視角,強調了猶太人解放過程中所需要的一種精神,闡述了民族精神在民族解放中的作用。他指出:
「一個剛剛開始解放自己,粉碎自己各種成員之間的一切障礙、建立政治共同體的民族,怎能鄭重宣佈和他人以及和這個共同體隔絕的自私人的權利(2023年『憲法』)。後來,當只有偉大的英勇的自我犧牲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這種自我犧牲精神的時候,當市民社會的一切利益必然要被犧牲掉、利己主義應當作為一種罪行受到懲罰的時候,居然再一次宣佈了這種權利(2023年『人權宣言』)。」3這裡的「自我犧牲精神」就是指民族精神。
第三,民族精神具有世界性的內容。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理論認為,產業革命使「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生產是如此,精神生產也是如此。
」4在相互聯絡和交往的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和國家的民族精神具有借鑑性和互補性,民族精神有民族性的一面,同時也有世界性的內容。「無產階級不能贊同任何鞏固民族主義的做法,相反的,•它贊同一切幫助消除民族差別、打破民族壁壘的東西,贊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間的日益緊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東西。」5
城防禦體系的軍事作用應該說是卓有成效的。秦時,"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新書·過秦》)漢武帝時,"建塞徼、起亭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
"(《漢書·匈奴傳》)明代因火炮應用於戰爭,攻城之矛愈益鋒利,但守城之盾也相應強化。明長城重點設防地段多用磚石砌築,極其堅固,明守軍也廣泛配置火器。因此,明清時代,長城的防禦作用仍可發揮。
當然,對修建長城效益的評價,也不能脫離對其相應所付出代價的估量。構築長城無疑要付出艱鉅的勞動和巨大的犧牲,但其中在相當一部分地段則是依山勢關隘而建。北魏修建六鎮千里長城,"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
"(《資治通鑑》卷136)而在許多朝代,例如明代,主要是調動軍隊施工,一般民眾的負擔尚未達到無法承受的地步,因此秦以後就再沒有因修築長城而激起民變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個朝代,只要有得力的朝臣邊將主持,就可充分發揮長城的御邊作用,其巨大的社會效益難以估量。以明代為例,嘉靖年間俺答部屢屢入寇,邊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實錄》卷59),邊防失修造成的損失遠比構築長城的投入巨大得多。
而隆慶萬曆年間增設城防、有效抵禦入侵併進而促成漢蒙和議後,僅從直接經濟開支來看,即每年"所省徵調不啻百萬"(《萬曆武功錄·俺答列傳》)。 古長城沿線大體上與農牧區自然分界線相吻合,長城便是這種生態環境差異和農牧民族衝突的產物。中原王朝既然無法徹底清除飄忽不定的對手,又要時刻防備突如其來的偷襲,廣築長城在中國古代較長的歷史時期便不失為一種明智有效的對策。
至於長城構築中的設計施工,從位置走向的確定到障、堡、敵臺、煙墩(烽火臺)等整個防禦體系的配置,以至城牆形制結構、選材用料,都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因地制宜,其構思的精巧合理令人歎為觀止。而在極為艱鉅複雜的施工過程中體現出的刻苦勤奮、堅韌不拔的精神更為世人讚歎。英人斯坦因在窮荒險峻的西部長城遺址面前曾發出如下感慨:
"在這裡,漢武帝時那些軍事工程專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險阻所表現的堅韌精神以及組織力量又得到顯著的證明。"(《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135頁)
這一切充分顯示長城不愧是中華民族堅韌剛毅和勤奮智慧的精神象徵。 向心凝聚與愛國主義 中國是由50多個民族凝聚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較好解決了農牧民族之間的碰撞交融問題。
基於生產、生活的需要,互相聯絡交往是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地區人民的共同願望,長年攻伐征戰則給雙方帶來巨大災難。但歷史地看,只有憑靠長城的堅強護衛,才能遏制遊牧民族軍事上的侵擾,才有可能實現長期和平有序的交往。以漢代為例,漢文帝時,"遣將吏,發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斂;景帝時,"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初,"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書·匈奴傳》);宣帝時,則有賴於"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以至"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漢書·趙充國傳》)。
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鐵製農具也表明中原先進生產技術、生產方式對遊牧民族產生了深遠影響。匈奴"樂關市,嗜漢財物",往往"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後漢書·南匈奴傳》)。在從中原獲得大量生活、生產必需品的同時,也推動了匈奴畜牧經濟的發展。
這種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區受益匪淺。漢初牲畜奇缺,將相或乘牛車,但到武帝時,長城以南"濱塞之郡"已是"馬牛放縱,畜積布野"(《鹽鐵論》),大批畜力投入農耕、交通運輸,極大地提高了中原地區的社會生產力。明代隆慶和議之後,長城沿線同樣出現"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湊,無異於中原"的興旺景象(《無夢園集》卷2)。
據萬曆《宣府鎮志》記載,張家口一帶居然"南京的羅緞鋪、蘇杭綢緞鋪、潞州綢鋪、澤州帕鋪、臨清的布帛鋪、絨線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沿長
四、五里許"。蒙古族非但"孳牧漸多",而且逐漸改變單一畜牧經濟結構,"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蔥、韭之類,"種種俱備"(《寶顏堂祕籍·夷俗記》)。經蒙漢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豐州還屹立起一座歸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墾田萬頃,連村數百,"城郭宮室佈滿豐州川"(《明穆宗實錄》卷23)。
隆萬年間之所以呈現漢蒙互市"華夷兼利"的局面,顯然與張居正推行邊防新政密不可分。張居正深諳長城邊防與和平交往之間的內在聯絡,就在達成"隆慶和議"之後,他仍再三強調"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加損乎!
"並特命宣大總督王崇古"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把"城堡及時修並,邊境之險漸次可復"列為"所當修備"的"四要"之首《明史·方逢時傳》所載"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便真實體現了長城邊防與屯田實邊、交通網道、互市**之間環環相扣內在關聯的辯證關係。農牧民族在長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進感情,消除隔閡,在思想文化、生活習俗上也互相薰染融合。漢族"邊人大都五分類夷"而蒙古族漸習華風,竟至"每於佛前懺悔,求再生當居中華中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既表現為政治上明確歸屬、實現統一,軍事上疆城穩定、邊防鞏固;也體現於經濟上內地與邊疆相需相靠、聯為一體,民族關係上和平交往、融洽相處,包括在價值取向和習俗心理上相容認同。
只有出現"邊人大都五分類夷"和"求再生當居中華"這種趨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樣塞外畜牧經濟與江南商品經濟千絲萬縷般聯結在一起,才最終使遼闊的北部疆域成為祖國牢不可分的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些方面,長城防線發揮了聯結、凝聚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紐帶作用。
事實上,中國古代並非只是漢族中原王朝修建長城,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進入農耕地區後,也都相繼構築長城。長城是中華各族共同建造的歷史豐碑。歷史上匈奴、烏桓、鮮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中,有相當一部分沿著這條既是軍事防線又是經濟、文化匯聚線的長城地帶融入漢族之中。
長城蘊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華民族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文明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構成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元素。今天,長城的軍事防禦價值已不復存在,兄弟民族之間早已千年干戈化玉帛,但作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碰撞中融合的歷史見證,作為凝聚中華民族的歷史豐碑,長城將萬古長存!作為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長城所象徵的中華民族精神也必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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