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
為什麼要召開這次會議
據《漢書·車千秋傳》記載，漢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鹽鐵會議。會議的參加者除賢良文學六十餘人外，還有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的屬官丞相史，御史大夫的屬官御史等。
會議的召開，與當時的大將軍霍光、諫大夫杜延年有關。杜延年曾多次向霍光建議：「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
」於是「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漢書·杜延年傳》）。杜延年之所以建議「修孝文時政」，誠如班固所言，是鑑於「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所以，相當嚴峻的社會形勢才是這次會議的真正起因。
而杜延年的建議只不過正確地反映了這種形勢罷了。
漢武帝時，國家財政空虛，階級矛盾激化，官吏胡作非為。武帝死後，昭帝即位，從這時到鹽鐵會議召開的六年間，上述狀況依然存在。例如，漢武帝時的農民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歷年遺留的流民問題仍相當嚴重，以致使漢昭帝不得不多次下詔予以解決。
始元元年，下詔「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八月，下詔：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又下詔：「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
」（上所引均見《漢書·昭帝紀》）漢昭帝頻頻下詔，說明流民問題已嚴重威脅到統治階級的安全。人民流離失所，固然主要為天災所致，但也不能排除人禍的因素。
漢武帝打了一輩子匈奴，但四夷問題並沒真正解決。就在漢武帝死去的當年冬天，匈奴便入侵朔方，「殺略吏民」，迫使漢朝廷不得不「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第二年，即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的廉頭、姑繒，牂柯郡的談指、同並等西南夷二十四邑皆反，漢朝廷派水衡都尉呂破胡招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的軍隊急急忙忙前去鎮壓。
（見《漢書·昭帝紀》）始元四年冬，西南夷姑繒、葉榆復起事，漢派水衡都尉呂闢胡擊之，「闢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闢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漢書·西南夷傳》）。始元五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併入邊為寇」（《漢書·匈奴傳上》）。至於鹽鐵會議以後，漢與匈奴、西羌、西南夷、烏桓等民族之間的關係多有緊張，這是人所共知的。
漢武帝實行嚴刑酷法，這種狀況，以後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漢成帝就曾說：「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
」這樣殘酷的法律，毫無疑問主要是針對勞動人民的。這一點連漢成帝都不否認。他曾說：
如此煩多的法律，「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漢書·刑法志》）
漢代，景帝以前的幾個皇帝基本上堅持一種節儉的政策。但到武帝時，開侈糜之風，他本人的情況不必說，連官吏們也爭相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漢書·食貨志》）。直到漢成帝時，雖然已是危機四伏，「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漢書·食貨志》）。
由武帝之世所帶來的各方面的嚴重問題，震動了漢昭帝和執政大臣，迫使他們不得不認真回顧以往的政策得失。這就是鹽鐵會議的背景。
激烈的辯論
這次會議由丞相車千秋主持，以桑弘羊、丞相史、御史為一方，賢良文學為一方，雙方脣槍舌戟，進行了激烈的論戰。論戰情況記錄在桓寬的《鹽鐵論》中。就其主要內容看，大致有四個方面。
第一，關於鹽鐵官營問題。大夫派主張鹽鐵官營，認為鹽鐵官營利國利民，有益而無害。如御史說：
「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睏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又說：
「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鹽鐵論·輕重》，以下只注篇名）他們還認為，鹽鐵官營消除了象吳王劉濞那樣的地方**勢力。
賢良文學則主張取消平準、均輸、酒榷制度，罷鹽鐵官營。他們認為這些政策是「與民爭利」（《本議》），造成「國家衰耗，城郭空虛」（《輕重》）。文學提出：
「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
」（《憂邊》）賢良提出：「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趨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水旱》）總之，在賢良文學看來，富國安民的根本一條在於搞好農業，即他們所說的「反本」、「修源」。
第二，關於漢與匈奴的關係問題。在對匈奴的關係上，大夫派主戰，賢良文學主和；大夫派崇武備，賢良文學尚德服。
賢良認為，「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胡》），對外用兵，會給內帶來憂患。文學認為，繁重的兵役、徭役，已經對社會構成了嚴重威脅：「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
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徭役》）。建議「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擊之》）。
大夫派的看法則與此相反，他們針對賢良文學主和的說法，指出：漢興以來，對匈奴執行和親政策，「所聘遺單于者甚厚」，但匈奴的侵擾活動卻日甚一日。由於此，漢武帝才「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
」漢武帝抗擊匈奴是「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結和》）。他們還進一步闡發說：「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沒有它，匈奴就會「輕舉潛進，以襲空虛」，其結果「禍必不振」（《和親》）。
在對匈奴的總的策略上，賢良文學主張「義之服無義」（《論勇》），認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在德不在固」（《險固》），「文猶可長用，武難久行」（《徭役》）。又主張「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樑，除障塞，以仁義導之」（《世務》）。桑弘羊則強調，「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險固》）。
匈奴「反覆無信，百約百叛」（《和親》），想用德服，是難以辦到的。
第三，對儒家與法家的評價問題。大夫派以變法治國者自居，對儒家及所謂賢者大加貶斥。他們斥責儒家「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訾當世」，「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論誹》）。
批評儒者硜硜然死守一道而不識時務，譏笑「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樑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論儒》）
賢良文學則反駁說：原則的東西是不能變的，就要死守。這不變的原則就叫「百世不易之道」。
文學說：「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庫序，崇仁義，立教化。
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對此，「修而昌」，「變法而亡」（《遵道》）。
對法家的看法，二者也完全不同。如大夫派認為，李斯之學，學以致王；文學認為，李斯之學，學以殺身（《毀學》）。
從對儒法的辯論又進到對所謂賢者的爭鳴。賢良文學極其推重賢者，認為「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而大夫派則認為賢人「損益無輕重」，有無賢人於國家無多大關係（《崇禮》）。
至於雙方由此引起的互相攻擊，更是隨處可見。
第四，關於德與刑的問題。大夫派堅持法治，認為「法者止奸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申韓》）。
又說：「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奸禁」（《大論》）。大夫派還主張酷法嚴刑，認為「令嚴而民慎」，「法疏則罪漏」（《刑德》）。
賢良文學則強調德教，主張簡法寬刑。他們說：「法令眾，民不知所闢。」（《刑德》）「罷民不畏刑法」，故「嚴刑峻法，不可久也。」（《詔聖》）
總之，在一切重大政治問題上，大夫派與賢良文學都表現出了相互對立的主張。
2樓：匿名使用者
這次會議由丞相車千秋主持，以桑弘羊、丞相史、御史為一方，賢良文學為一方，雙方脣槍舌戟，進行了激烈的論戰。論戰情況記錄在桓寬的《鹽鐵論》中。就其主要內容看，大致有四個方面。
第一，關於鹽鐵官營問題。大夫派主張鹽鐵官營，認為鹽鐵官營利國利民，有益而無害。如御史說：
「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睏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又說：
「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鹽鐵論·輕重》，以下只注篇名）他們還認為，鹽鐵官營消除了象吳王劉濞那樣的地方**勢力。
賢良文學則主張取消平準、均輸、酒榷制度，罷鹽鐵官營。他們認為這些政策是「與民爭利」（《本議》），造成「國家衰耗，城郭空虛」（《輕重》）。文學提出：
「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
」（《憂邊》）賢良提出：「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趨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水旱》）總之，在賢良文學看來，富國安民的根本一條在於搞好農業，即他們所說的「反本」、「修源」。
第二，關於漢與匈奴的關係問題。在對匈奴的關係上，大夫派主戰，賢良文學主和；大夫派崇武備，賢良文學尚德服。
賢良認為，「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胡》），對外用兵，會給內帶來憂患。文學認為，繁重的兵役、徭役，已經對社會構成了嚴重威脅：「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
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徭役》）。建議「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擊之》）。
大夫派的看法則與此相反，他們針對賢良文學主和的說法，指出：漢興以來，對匈奴執行和親政策，「所聘遺單于者甚厚」，但匈奴的侵擾活動卻日甚一日。由於此，漢武帝才「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
」漢武帝抗擊匈奴是「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結和》）。他們還進一步闡發說：「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沒有它，匈奴就會「輕舉潛進，以襲空虛」，其結果「禍必不振」（《和親》）。
在對匈奴的總的策略上，賢良文學主張「義之服無義」（《論勇》），認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在德不在固」（《險固》），「文猶可長用，武難久行」（《徭役》）。又主張「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樑，除障塞，以仁義導之」（《世務》）。桑弘羊則強調，「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險固》）。
匈奴「反覆無信，百約百叛」（《和親》），想用德服，是難以辦到的。
第三，對儒家與法家的評價問題。大夫派以變法治國者自居，對儒家及所謂賢者大加貶斥。他們斥責儒家「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訾當世」，「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論誹》）。
批評儒者硜硜然死守一道而不識時務，譏笑「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樑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論儒》）
賢良文學則反駁說：原則的東西是不能變的，就要死守。這不變的原則就叫「百世不易之道」。
文學說：「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庫序，崇仁義，立教化。
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對此，「修而昌」，「變法而亡」（《遵道》）。
對法家的看法，二者也完全不同。如大夫派認為，李斯之學，學以致王；文學認為，李斯之學，學以殺身（《毀學》）。
從對儒法的辯論又進到對所謂賢者的爭鳴。賢良文學極其推重賢者，認為「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而大夫派則認為賢人「損益無輕重」，有無賢人於國家無多大關係（《崇禮》）。
至於雙方由此引起的互相攻擊，更是隨處可見。
第四，關於德與刑的問題。大夫派堅持法治，認為「法者止奸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申韓》）。
又說：「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奸禁」（《大論》）。大夫派還主張酷法嚴刑，認為「令嚴而民慎」，「法疏則罪漏」（《刑德》）。
賢良文學則強調德教，主張簡法寬刑。他們說：「法令眾，民不知所闢。」（《刑德》）「罷民不畏刑法」，故「嚴刑峻法，不可久也。」（《詔聖》）
總之，在一切重大政治問題上，大夫派與賢良文學都表現出了相互對立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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