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陽光的傾世
李白，人
稱「詩仙」。唐代浪漫主義詩歌的高峰。王維，人稱「詩佛」，「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兩個人皆以杜甫齊名，有「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維是人才」之說。
李白與杜甫的關係好的多，這是早已公認的了，兩個人的友誼在中國流傳只怕是僅次於鍾子期與俞伯牙之交。王維與杜甫關係雖然沒有李白與杜甫好，但是也是相當不錯的。老杜還給王維贈過一首詩：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都是唐代詩人，生活在同一個時代，有著共同的信仰和報復，杜甫和李白、王維走到一起並不奇怪。但李白和王維呢？
奇怪的是，兩個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詩人就好像沒有見過面一樣。李白的詩作從來沒有提到過王維，王維的詩裡面更找不到跟李白相關的字。李白生於701年，死在762年，王維則生在701年，死在了761年，兩個人幾乎是同年生，同年亡。
李白奉詔入長安侍奉翰林，這個時候王維也正在長安為官。兩個人都是當時的著名詩人，雙方不可能不知道對方，但誰也沒有看望過誰。但以當時唐代詩歌興盛的程度，詩會、詩舍這種社團在長安遍地開花，共為詩人的他們不可能不去參加，可是兩個人在這裡也沒有見到面。
李白善歌，王維對於**的造詣更是不淺，兩個人也不可能不參加**晚會。哪怕真是兩個人這些都不參加的話，兩個人亦都是社會的名流，同朝為官，不可能沒有相見的機會，唐代宮廷、貴族宴會更多，每一次也少不了詩人的身影，兩個人更是不可能不參加。但為什麼兩個人就是沒有結交呢？
兩個人甚至擁有同一個朋友——杜甫。而且與杜甫之間關係還是相當的不錯。只不過是老杜較為出名罷了，肯定不止老杜一個人。
中唐時期，白居易與元稹共稱於世，並且兩個人也是知心的好朋友。那麼在盛唐時期文學的兩大高峰，王維與李白，怎麼會毫無關係？
自我感覺，還是「自古文人相輕」那句話，兩個人就是那麼彆扭著，就是誰也不理誰。當時王維在京中任右拾遺，兼監察御史，李白說到底卻只是侍奉翰林，靠著自己的文筆吃飯的御用文人。王維可能會覺得李白不過如此，詩好又有什麼用？
還不是靠著博皇帝一笑來吃飯的。李白本心雖然並不是如此，但事實的情況就是這個樣子。李白心高氣傲歷史聞名，你瞧不起我，我更是沒有道理去瞧得起你。
官誰當不來，我只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但至於自己是不是個「蓬蒿人」先放到一邊再說。
更重要的是詩人都自負，王維怎麼看自己的詩都覺得比李白的好，但李白的名聲就是響。李白怎麼看王維的就是看不上，但王維的名聲卻一點也不比自己的差。可能王維看不慣李白上天入地天馬行空的風格，認為是有害詩風；李白也看不慣王維那點田園情調，更不喜歡動不動就是把佛理引入詩中。
王維拿了李白的詩可能頗有微辭，然後會指出詩中的種種不當，亦顯示水平高出李白一籌；李白拿了王維的詩估計根本問也不問，拿了便丟，口中還「怎麼怎麼不屑」的陣陣有辭。兩個人更是為詩打起了冷戰。殊不知後人把他們兩個擺到了同樣的高度。
杜甫就不同了，當時的杜甫不過是個謙虛有禮的上進小青年，是個來長安闖世界的「北飄」，兩位大詩人對於青年的前途當然關心。
想想老杜也是夠為難的，跟李白在一起時可不能提及摩詰的新作，在王維那裡更是不能說起太白詩歌。在兩個人中間耐心權衡，小心應付，真是難為了一輩子老實巴交的杜甫。
總之，就是這樣，兩人同去詩舍，卻根本不給對方作詩，同去樂坊，李白唱李白的，王維彈王維的。即使是社交場面非見不可，估計也是一句「見過李大人」和「王大人安好」了事。也許兩個人都瞭解對方的才能，但是就是不明說，暗地裡佩服但表面上就是不服。
兩個人永遠地這麼膩崴著，除非對方低頭認輸，但是決不可能。詩界的仙人和活佛最終也沒有拉起手來。
不知道兩個人臨死時是不是後悔此生沒有交到對方這個朋友，都是聞名遐爾的文豪，但是此生卻根本沒有說過幾句話，是不是成為兩個人心中的一大遺憾。
文人自古相輕，這不是練武術，你打得過我你是你厲害，文學這東西就是沒法子評價的。風格不同，思想不同，有人喜歡美女細嗓子唱「楊柳岸曉風殘月」，還有人喜歡東北大漢扯著脖子嚷著「大江東去浪淘盡」，誰都有理由看不起對方。因為文學就是這麼個玩意。
2樓：李心唯
公元 730 年（唐開元十八年），李白經河南南陽至長安。
在此之前，他漫遊天下，行至湖北安陸，因娶了故相許圉師的孫女，成了上門女婿，遂定居下來。這期間，他多次向地方長官上書自薦，以求聞達，不應。於是，就如同當下很多藝術家、文化人來到北京闖世界而成為 " 北飄 " 那樣，李白要當唐朝的 " 長飄 " 一族，遂下定決心到首都長安發展。
無獨有偶的，早在三年前，公元 727 年 ( 開元十五年 ) ，王維就離開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著與李白同樣的目的，來到都城，也想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
唐代詩運之興隆旺盛，應歸功於唐代詩人的狂放。
李白文人的狂，可分兩類，一是有資本的狂，一是無資本的狂。李白一生，文學資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政治資本卻是窮光蛋。因此，他活著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狂，對政治家而言，就是不識時務的傻狂了。
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一世，容易旁若無人，當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嫉，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中國文人的許多悲劇，無不由此而生，這也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
杜甫寫過一首題曰《不見》，副題為《近無李白訊息》的詩 :"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曰殺，我獨憐其才。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此中的一個 " 殺 " 字，令人不寒而慄。
也許杜甫說得誇張了些，但也可見當時的社會**，群眾反映，對他的張狂，未必都欣賞的。
一個純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諳世務。他不明白，文學資本擁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兌換的貨幣。在文學圈子裡面流通可以，一出這個範圍，就大為貶值。
那是政治資本的天下，在世人眼裡，權力才是硬通貨。李白的計算公式：文學資本等於政治資本，不過是一廂情願；統治者的計算公式：
文學資本不等於政治資本，才是嚴酷的事實。
李白一輩子沒少碰釘子，一直碰到死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這個公式的計算錯誤上。從他下面這封自薦信，可見他是多麼看重自己這點文學本錢。
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如此談。
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
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
( 《上安州裴長史書》 ) 。
這本是應該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譽之詞，由當事人自己大言不慚地講出來，從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稱經典。在中國文學史上，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將別人看扁，抬高自己，能如此鎮定自若，大概也就只有李白這位高手做得出來。你不得不對這位自我標榜時，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師，要五體投地表示欽佩了。
中國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強，待價而沽的慾望，也就愈烈，將文學資本兌換成為政治資本的念頭，一發而不可收拾，這就成了李白要到長安來打拼天下的原動力。
王維王維的詩，" 畫中有詩，詩中有畫 "，涵泳大雅，無異天籟。李白的詩，高昂則黃鐘大呂，金聲玉振，低迴則浪漫奇絕，靈思奔湧。他們作品中那無與倫比的創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學價值，構築了盛唐詩歌的繁榮景象。
這兩位大師的詩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陽紙貴，只要一傳唱，馬上不脛而走。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眾望所歸；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販夫走卒，無不宗奉。
可對詩人而言，儘管名氣大，地位卻不高，儘管很風光，身份卻較低。這種名位上的不對稱，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兩位大師，很有一點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的苦惱。
王維 23 歲就進士及第了，巴結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職，也就是一個科級幹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慘，雖然娶了過氣高門之孫女，沾了一點門閥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 " 釋褐 "，仍是白丁，總不免自慚形穢，矮人一截。
究其根源，問題還是出在中國文人幾乎都有的政治情結上。中國文人，在文學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學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來彌補，以求人五人六站穩腳跟。但是，中國文人，絕對長於文學者，也絕對短於政治；特別善於政治者，也特別不善於文學。
因此，文學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王、李兩位，成功於文學，失敗在政治，這大概也是中國文人難逃的宿命。
依世俗的看法，這兩位同來長安，同求發達的詩人，聯袂出現於公開場合，敘談契闊於文藝沙龍，寒暄問候於皇家宮苑，見面握手於殿堂宮闕，是理所當然的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 嘛！不一定很熟悉，但一定不面生，不一定很知已，但一定有接觸。
同進同出，親密無間，也許不可能；但視若陌路，互不理會，總是說不過去的。
然而，後來研究唐代詩歌的人，忍不住蹊蹺的，也是感到難以理解的。第一，在他們兩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對方的一字一句。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裡，也查不出來他們來往過，聚會過，碰過頭，見過面的資料。
兩位大師在長安期間，竟然毫無任何交往，這個歷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謎。
何況，李白集中，有《曾孟浩然》、《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春日歸山寄孟浩然》等詩，交情匪淺 ; 而王維集中，則有《送孟六歸襄陽》、《哭孟浩然》等詩，友誼頗深。由此判斷，孟浩然乃李白，王維的共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當無疑問。實際情況卻是你的朋友，可以成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為你的朋友，獨獨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為朋友。
孟浩然肯定作過努力，因為，重感情，講友誼，喜交往，好賓客，正是這兩位詩人的共同之處。孟浩然肯定作過努力，因為，重感情，講友誼，喜交往，好賓客，正是這兩位詩人的共同之處。
孟浩然公元 730 年 ( 唐開元十八年 ) 前後，李白第一次到長安，王維已是第三度來長安，兩人想做的是同一件事，因文學上的成功，期求政治上的得意。但兩人心境卻不盡相同。李白乘興而來，一路風光，自我感覺，異常良好，志在必得，王維一再受挫，跌跌絆絆，吃過苦頭，心有餘悸。
歷朝歷代的中國文人，斷不了要吃歷朝歷代皇帝所恩賜的苦頭。於是，苦頭之先吃，還是後吃，對於中國文人的性格和命運，便產生若干不同。
李白到長安來，可能還是靠著妻子孃家的鼎助，得以打通時任右丞相張說的關節，肯於捨出臉來為之說項，這當然是天大的面子了。而他的詩名，也為張說的兒子張垧，一位駙馬爺所看重，願意幫他這個忙，這樣一來，更是勝券在握。李白所以十拿九穩，心性頗高，所以不把同行王維擺在眼裡，因為攀附上張說父子，門路不可謂不硬，後盾不可謂不強，大有靜候佳音，坐等捷報之勢，估計那些日子裡，我們這位高枕無憂的大師，小酒沒有少飲。
其實，李白有些輕忽王維，忘了他具有住地戶的優勢。正如今天的 " 北飄 " 一族，只能有臨時居住證而無北京戶口一樣，王維口袋裡有李白所沒有的這紙長安市民文書。這紙文書也許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體現出王維在首都的根基、人脈、資源、可以調動起來為他所用的一切因素，李白在這方面只能瞠乎其後。
當李白覺察到這種差距，從而引起他對王維的警惕，從而發展到冰炭不容，相互隔膜。就是這兩位大師，所選擇的干謁（意為找關係）路徑，殊途同歸，都在希望得到唐玄宗的姐姐玉真公主的賞識，只要她首肯誰，誰就會一躍龍門，平地青雲。
《集異記》載：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為伶人，進主前一進新曲，號《鬱輪袍》，並出所為文。主大奇之，令官婢傳教，遂召試官至第，諭之作解頭登第。
雖然王維一生以此為恥，靠賣藝求榮，苟且仕進，但他從此春風得意，平步青雲；而李白儘管身孤心冷，儘管磊落光明，儘管不為富貴折腰，可始終沒見到公主的倩影，沒得到公主的芳心，只好灰溜溜地淹蹇而歸，對爭勝好強的李白來講，這是多麼沒面子，多麼掃興，多麼無趣的結果啊！我想，這可能就是兩位頂級大師隔閡的肇始緣由。而對雄性動物來講，再沒有比鬥敗的鵪鶉打敗的雞，更為刻骨銘心，更為飲恨終生的痛苦了。
我試著推斷，這當中，肯定有一位，有意約束自己，說不定，是他們兩位，決心迴避對方。一個強大的文人，不大容易與勢均力敵的對手，在同一天空底下共存。也許覺得你不見我，我不見你，反而更自在些，更自由些。
因此，一個太陽系裡，只能容納一個太陽。若是兩個不埒上下的重磅文人，如宇宙間兩個等質的物體，便得按物理學上的萬有引力定律行事，只有相拒和相斥，無法尿到一個壺裡了。李白與王維，就是循著自己的軌跡執行而無法相交的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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